为高效公正地打击潜逃境外的贪污腐败分子,弥补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不足,我国于2018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正式增设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反腐惩恶的同时保障被告人法定诉权是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应有之义。然而作为一项采用直接立法模式新设的特别制度,现有的七条规定显得过于单薄简化,由此对被告人权利保障带来一系列问题,如送达方式单一、送达标准不明确以及送达主体不适合导致送达机制不完善,知情权保障不合理;辩护人过迟介入诉讼影响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的行使,阻碍有效辩护的实现;近亲属不加限制的上诉权存在功能异化风险;具体内容的缺失使被告人异议权的行使缺乏可操作性,绝对化、无限化的异议权存在挑战司法既判力的可能性。此类问题的存在凸显了对被告人权利保障进行系统化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为此,本文意在借鉴域外国家有益经验及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如何在适用缺席审判程序中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以此弥补程序自身的缺陷、协调诉讼公正与效率、实现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的统一。具体而言,应当在庭前程序中,由公诉机关采取多元化的送达方式以确保被告人“实际知悉”与其相关的诉讼案件,完善送达机制,保障被告人知情权;在庭审程序中,事前严格限制辩护律师的准入标准,事中将律师介入诉讼时间提前至审查起诉阶段,确保律师全面参与案件,事后对律师辩护质量进行评价,以此形成闭环,确保辩护质量;在审后救济程序上,通过明确近亲属应为被告人的权益而行使独立上诉权、对在境外的被告人适当延长上诉期限、将“裁定”纳入上诉对象、规范异议理由、明确异议权的具体内容等手段弥补原权利受到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