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刑法》第114条、第115条之兜底条款,由于其自身具有对实行行为的不确定性描述特性而容易被宽泛适用。该罪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张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此问题的重视与讨论。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剖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危险方法”扩张的表现、利弊与实质,并探讨如何对其进行合理限制。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危险方法”司法扩张的表现形式。应当说,受司法解释和法院裁决的影响,本罪近几年来呈现出被扩大化适用的趋向,其行为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从而涉及到道路交通安全、食品与药品安全、社会治安与社会秩序以及公共财产等诸多领域。第二部分分析了“危险方法”扩张适用的利与弊以及在司法实践时应当如何权衡。尽管扩张适用该罪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实社会的需要又增强了刑法的适应力,但所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危险方法”范围的不断扩张不仅容易直接导致法律适用标准的模糊,给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的认定带来困难,也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相叛离,进而严重影响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第三部分阐述了“危险方法”扩张的表象和实质。立法条款的高度抽象性和概括性是“危险方法”扩张适用的表象,其实质是在适用中司法人员对立法条款的曲解。这一曲解是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包括有恶必惩的传统观念,社会舆论的重刑压力以及诉讼便利的需求驱使。因此,对“危险方法”扩张的限缩应立足于司法而不是立法。第四部分分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危险方法”的具体限缩。对“危险方法”进行限缩,首先要明确本罪中的“公共安全”包括不特定多数人的健康安全、生命安全和建立在生命健康安全遭受侵害基础上的财产安全。其次,本罪中的“危险方法”应当是具体危险,即能够给不特定多数人带来重伤或者死亡的现实侵害。最后从性质和程度两个方面综合限定构成“危险方法”应当具备的危险相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