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作为较早进入中国的外国媒体其关注的领域广泛,新闻报道受英国社会的精英人士所青睐,《泰晤士报》对舆论的反映也可以看做是英国社会对于国内国际事务的态度和看法。1909年至1919年这段时间在近代中国具有重要地位。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变革、经济与文化变迁。尽管这些变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但是仍遭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中国,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本研究将借助《泰晤士报》在1909年至1919年的涉华经济报道,探究该时期内英国的对华立场,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与反思。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绪论阐述了研究缘起、研究目标、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方法四个部分。第二章介绍了《泰晤士报》概况、《泰晤士报》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全景以及在这段时间内《泰晤士报》对中国经济描绘的变化。在这一时期《泰晤士报》对中国宏观经济呈现有所转变,认为中国的地域经济受当时的经济、政治改革的影响而呈现发展的态势。第三章论述了《泰晤士报》视角下的中国经济主权问题,《泰晤士报》主要报道了中国经济主权中的铁路主权、盐税矿权、经济部门人事变动以及财政金融状况。《泰晤士报》认为中国在铁路方面应当与列强,尤其是英国加强合作,但是其鼓吹中国用“以路抵债”的模式进行铁路修筑合作实则是在向中国索取铁路权益。报纸也赞赏袁世凯政府聘用英国人担任中国的盐税督查总长一职,同时在财政、金融等方面,《泰晤士报》的描述较为真实,也对该时期中国的财政金融状况表示担忧。第四章论述了《泰晤士报》视角下该时期内的中外贸易关系,其中主要涉及英国、日本、德国、美国这四个国家。对于英国,《泰晤士报》的观点是中国同英国之间应当加强合作,这对于中国和英国而言都是“双赢”。而在对其他列强的报道中《泰晤士报》的报道有所差别,对于日本同中国的贸易关系,英国认为日本在远东局势上帮助其牵制了俄国,但日本从中国方面获得了诸多便利这可能会影响英国的利益。在德国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上,英国持反对意见,认为德国占据中国山东,阻碍了英国势力在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发展。最后是美国,《泰晤士报》对美国违反当初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表示了担忧,但是又希望能够从美国同中国的贸易协议中分一杯羹。总体而言,《泰晤士报》对中外贸易关系的报道受到以英国在华利益为主的远东价值观主导,对于中国同各国的贸易关系,均以英国利益为价值判断标准。第五章论述了《泰晤士报》清末民初涉华报道的影响因素,本文认为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和英国在华利益,《泰晤士报》的角色定位及其远东价值观和当时的国际新闻传播生态和生产机制共同影响了该时期《泰晤士报》的涉华经济报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列强大多完成工业革命实现了现代化,国际政治局势开始呈现多极化态势,而自中国《辛丑条约》签订以来,列强加紧了对华的经济侵略,而此时《泰晤士报》也开始参与到政治事务中,其受在华利益主导的远东价值观也对这一时期的报道产生了影响,加之《泰晤士报》驻华全职记者的出现以及中国电报业务的完善,《泰晤士报》的在华新闻生产阻碍开始减小。最终,《泰晤士报》在该时期内的新闻报道数量达到了一个小高峰。本文第六章为结论与反思,本章认为:《泰晤士报》该时期内的涉华经济报道试图通过借助舆论维护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反映了英国对华的基本立场。除此以外,《泰晤士报》的报道也影响了当时及后续英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英国利益为主导的对华政策在该时期内倾向于同日本结盟对抗俄国,还通过支持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诉求打压德国在华的利益,但随着中国国内形势变化,国民革命的开展与英国在华利益相抵触,英国的对华政策开始转变。《泰晤士报》在该时期内的涉华经济报道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单纯维护英国利益,没有足够了解远东各国的政治经济博弈,对此作出的报道和判断存在一定的误解。总体而言,《泰晤士报》在1909年至1919年的涉华经济报道对中国经济的描绘是一个由负面逐渐正面的过程,这和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国内局势以及《泰晤士报》和英国方面所持的价值观是分不开的。最后,本文通过对清末民初《泰晤士报》相关涉华经济报道,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相对客观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