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导致城市郊区的大量土地被征用,由此产生数量众多的城郊失地农民。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进程逐渐加快,并存在诸多问题。失地农民的市民化不仅包括失地农民户籍和居住场所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与其息息相关的场域发生变化,因此市民化完成的标志不仅包括农民户籍上转变为市民,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能够适应和融入城市场域。任何有形无形的场所都可以称为场域,本文研究的场域具有公共属性,并作为失地农民向市民转化的直接承载体而存在。失地农民由乡村进入城市,所处的场域由乡村场域转变为城市场域,场域的突然转变必然给失地农民的生活和心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传统乡村公共场域到城市公共场域变迁的探讨,理清乡村场域与城市场域的差异,挖掘场域转变存在的难题,并为重构公共场域中的交往场域、文化场域以及政治参与场域,进而为市民化提供决策依据。论文创新地从“公共场域”角度出发,以搬迁入城市社区的失地农民为对象,对其进行跟踪调查和深入访谈,结合实证分析,以“乡村公共场域”到“城市公共场域”的变迁为主线,以“场域—惯习”为理论视角,以失地农民的“归属感”为辅助,以“交往场域、文化场域、参与场域”为分析框架,挖掘和阐释失地农民公共场域的解构与重构,从而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公共场域,以期有助于市民化的完全实现。对失地农民生存在其中的场域进行考察的意义在于:失地农民由乡村进入城市,其内核依旧是凝聚了传统的惯习,农民保留自身的乡土记忆,这些记忆影响着他们的社会关系与生活规则,这些都是与场域紧密相连的。传统的乡村场域存在自身的秩序,进入城市社区后失地农民的邻里关系、人际交往、文化观念、社区参与均发生相应改变。场域的变化给失地农民带来的影响直观反映在失地农民的归属感上,即他们是否认为自身归属于城市和是否属于市民。文章的内容按照场域的变迁、解构与重构推进,具体结构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通过对研究背景的分析,寻找文章的突破口;通过梳理与公共场域和归属感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综述,对文章研究的学科背景和学术成果有所了解;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构造出文章的整体脉络。第二章为概念界定和理论阐释部分。通过对相关概念进行区分和辨析,界定出失地农民、市民化、公共场域的准确概念,并对本文采用的“场域与惯习”理论进行回顾和分析,为文章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第三章是本文的实证部分,考察场域转变后失地农民的归属感,研究四种因素对归属感的作用机制。通过对杭州市城郊失地农民的实地调查和数据收集,对影响失地农民归属感的因素进行分析,归纳为:社区满意度、社区交往、社区认同、社区参与。并得出对失地农民归属感影响最大的是社区交往因素;社区认同体现在失地农民对城市文化、生活理念的认可。第四章通过大量的实地访谈案例,对市民化进程失地农民的公共场域行为实践进行研究。由于社区公共性的缺失,无法避免地导致公共场域出现越轨、隔离等失范行为,结合第三章失地农民归属感的直观反映,本章对公共场域的研究集中在交往场域、文化场域和参与场域三个场域上。分别挖掘场域变迁后三大场域存在的问题,以此来衡量失地农民的市民化现状。研究表明,失地农民交往场域中,乡村的熟人社会被城市交往场域中以合作竞争关系为主的原子化社会而取代,因而产生不适感;文化场域中乡村文化的传统化、民间礼俗化与城市文化的现代化、个性化产生冲突;而在参与场域中由于乡村的“无公共事务”状态导致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社区后表现出明显的参与热情不高,对社区的管理存在不满等问题。第五章对场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即探讨如何重构公共场域。重构交往场域需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兴趣和现代技能的培养,以此来建立趣缘关系为主并同业缘交往相结合的交往场域;促进文化场域的转变,应当注重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融合,文化作为根深蒂固的影响因素,切忌强行改变和灌输,应当加大城市文化和生活理念的宣传;在参与场域的构建过程中,社区管理者应当积极主动的鼓励失地农民参与社区管理,并通过公开和透明化的管理过程建立失地农民的信任感、培养失地农民的参与意识。总之,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背景下,选取具有一定特殊性和相对代表性的城郊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从“场域——惯习”的视角出发,探讨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公共场域的变迁。同时失地农民的行为也随着场域的变迁不断变化,考察作为场域主体的失地农民与场域间各种关系与力量的影响与互动,力图阐述如何在市民化进程中构建一个可以使失地农民加快城市融入速度、减少心理不适感的场域,从而为当前失地农民市民化提供一点思考。研究者和管理者应当重视失地农民所处的公共场域的变化,结合失地农民的归属感,对公共场域的重构提出对策,而不是一刀切、只注重政策安排而忽略失地农民的特殊化,从而有利于推进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和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