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次梳理了土耳其外交思想支柱即伊斯兰主义、凯末尔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三大思想支柱的内涵、历史发展及其与土耳其外交转型的关系;考察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外交转型的阶段划分;重点分析中东变局后土耳其外交转型的背景、动因、目标、手段、障碍和特征。以土耳其对叙利亚、卡塔尔政策调整作为重点,分析其外交转型中“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以土耳其对美国、俄罗斯政策调整为案例,观察其外交转型中的大国平衡外交。本文运用外交转型理论重点分析正发党执政以来尤其是中东变局后土耳其与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力图呈现百年变局下土耳其外交经历的根本性变化与转型。首先,以2002年正发党上台执政和2011年中东变局为界,将冷战后的土耳其外交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为外交波动期;第二阶段是正发党上台初期至2011年中东变局,这一阶段土耳其外交双管齐下,以加入欧盟和改善周边外交并重;第三个阶段是中东变局以来以土耳其介入叙利亚内战为标志,其外交转向“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和大国平衡外交。其次,作为地跨欧亚的区域性大国,土耳其外交易于受到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在国际环境层面,冷战结束改变土耳其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美俄调整中东政策,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及与之相伴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在地区环境层面,中东变局使土耳其周边环境发生重大改变,传统安全威胁增大,非传统安全冲击上升,而土耳其应对周边乱局的能力存在缺陷,周边政策面临调整压力。与此同时,土耳其国内政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国家权力体制由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军人政治的弱化,世俗力量的衰落等;正发党作为执政党,其意识形态不断超越保守的民主,特别是埃尔多安个人的政治抱负及其亲逊尼派的宗教信仰,导致土耳其伊斯兰-民族主义不断上升等,成为推动土耳其外交转型的内部力量。再次,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扩大了自己的目标追求——除了继续保持加入欧盟的外交目标,主要目标是确保埃尔多安政权的稳定及其连任,努力由“桥梁国家”上升为全球国家,成为逊尼派穆斯林的领袖。土耳其外交目标的变化是由经济、安全、宗教、西方的疏远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最后,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外交手段的侧重点也经历重大变化。从以经济文化等软实力手段为主转向软硬兼施,即以人道主义援助等软实力手段与军事干预为主的硬实力手段相结合使用。土耳其外交手段的多样化,包括依托综合国力增长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积极打造和利用能源中转国的地位,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和伊斯兰主义的文化软实力相结合,频繁地动用军事干预等手段拓展国家空间与利益。土耳其外交转型面临的障碍既有内部困境也有外部压力,包括国内经济衰退、政治威权化等执政危机及库尔德问题的持续困扰,地区层面来自叙利亚等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及西方国家的制约。总之,百年变局下土耳其外交转型不但具有历史背景,而且反映了一种长期趋势。土耳其外交转型既反映其对自身国际定位的变化,也表现为埃尔多安政府执政以来外交目标、原则的变化。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改变,未来土耳其外交依旧呈现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肯定将从以欧美国家为导向的依附外交转向更加积极自信的多元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