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流派之一,福柯的话语理论及其“知识观点化”的理念共同宣判了“超意识”的死亡,摧毁了界定人们真相意识的权威性,从而为历史文本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非以真实性为目的全新方法论,客观上,积极响应了巴特在其文学评论《作者的死亡》中提出的反人文主义的研究思维,无异于促成了二战后笼罩于文坛的反现实主义、相对主义以及怀疑主义的批评气候的形成。其结果为,著作者丧失了对其文本释意的权威地位。文本的开放性于是赋予了读者实践自我释意的自由。对文本的自由释意实践了读者的“权力意志”,读者的批评文本便是权力行使后所留下的意志残骸,读者的意志已经不复存在。因而,读者的死亡便成就了其批评文本的开放性,为其他权力意志提供一片自由释意的文字领域。笔者便是以这样的文学批评思维来研究塞林格的代表作《麦田里的守望者》。小说于1951年出版后,便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其主人公、小说的第一叙述者霍尔顿·考尔菲德成为继哈克·费恩之后又一位为个人主义精神而战的民族英雄形象而载入美国文学史册,对二战后美国社会压抑人性、同化个性的世俗风气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成就了其不朽的光辉形象。但笔者试图用全新的视角来解读塞林格的代表作,将福柯的现代权力论及其话语形构理念应用于小说的文本世界。霍尔顿作为二战后五十年代出生的美国中产阶级少年,经历了一系列来自学校、家庭以及大众传媒对其个性观念的塑造,同时在与众多团体成员的交往中体验了来自于话语对其行为举止所发挥的塑造与再塑造的作用过程。作为社会中的一员,霍尔顿的自我意识、性格品质形成于与周围人物的相互作用之中。笔者于追溯霍尔顿从儿童期,经历尴尬的青春期,直到成熟期的变化过程中捕捉出霍尔顿内在一幅极其凌乱的意识构建景观,由多种话语文本拼贴而成,从而造就了其荒诞、茫然以及自相矛盾的现实存在状态。桀骜癫狂,不符礼教,不服管束,霍尔顿在其生存的世界里成为他人眼中的“异类”,成为与战后主导文明分庭抗礼的“他性”的代言人。笔者发现,霍尔顿自我颠覆的叙事手法事实上颠覆的是现代人理智成熟和循规蹈矩的外在形象,揭露人们内在各种各样的“他性”特征。“假模假样”就是对这种现代矛盾体的最好定义。自发性才是人性的本真;暧昧含糊实乃存在的本质,荒谬性是现代权力的根本属性,无能感深深占据了现代人的生存体验之中。这就是霍尔顿在通往成熟的路途中所得到的对社会、对人生、对生命最根本的感悟。而成熟不过就是意味着能接受这个真相并心安理得地继续生存下去而已。至今为止,评论界对《麦田里的守望者》有了一个统一的界定:文本内含青少年在成长路上“追寻”的主题,体现了其与西方文学传统的一脉相承,因而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小说。为了方便评论界对文学体裁的分类,《麦田里的守望者》被视为成长小说乃无可非议。但霍尔顿结束其叙事时的暧昧不清的态度以及塞林格对其小说不置可否、有意隐退的选择,一方面体现了著者的谦逊品质,另一方面,也说明著者无能构建文本的权威释意,从而忠实于其文本所持有的真理观:没有绝对的真理。其文本从而摆脱了任何以评论权威之名加诸于其之上的权威释意。从这个意义出发,霍尔顿的话语文本相当于一本自由言论宣言,随之而来的“霍尔顿化”热潮是对社会化磨灭个性倾向的反拨。因此,《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开放性赋予笔者对其进行最忠实于自我思维和文学能力的评述的权力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