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政府会计在不同环境中以不同方式发展变化。国际层面来看,为了适应新公共管理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等国际性组织积极倡导世界各国对政府会计和财务报告进行改革,西方国家先后实施了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国际上改革经验和成果对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起到示范效应,推动我国改革步伐。国内层面上,随着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现行的政府会计信息难以满足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的政府会计体系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构建基于权责发生制核算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体系”,这是党中央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提出的最新要求。结合国内外形势,披露政府会计信息成为当前中国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行动之一,但是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是一种行为选择过程,受制于其执行主体的态度和行为。有调查显示,作为重要执行主体的我国地方政府对政府会计信息讳莫如深,披露政府会计信息的动力不足。鉴于此,本文在地方政府视角下,结合外部环境变量,分别从“制度场域”、“市场场域”和“舆论场域”三方面考察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机制,以推动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首先,本文通过构建中国地方政府视角下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动力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地揭示了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因素。在理论分析框架下,本文对地方政府利益诉求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进行了系统性论述,发现地方政府利益诉求(“元驱动”)和外部环境变量(“场驱动”)均会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关系的互动是一种微观、中观、宏观层级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多层级、多阶段的动态演化过程。在不同的外部场域中,不同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选择披露的政府会计信息的方式、内容和结构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在不同场域中,结合地方政府利益诉求,建立了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模型,即“制度场域驱动模型”、“市场场域驱动模型”和“舆论场域驱动模型”,实现了在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内甄别和归纳地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因素和作用规律。其次,依据“制度场域驱动模型”、“市场场域驱动模型”和“舆论场域驱动模型”,本文采用2006-2012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样本数据,分别检验了不同场域中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效应,并引入“元驱动”因素,如官员腐败、晋升激励与治理激励,检验其中的变化规律。结果显示：①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有效提升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但是腐败抑制了制度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促进效应。②市场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晋升激励强化该驱动作用,即晋升激励的提高增强了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③媒体压力驱动了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而治理激励抑制了该驱动效应,在治理激励弱的地区,媒体压力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效应更加显著。再次,基于已有回归结果,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如何提升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和舆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效应,改善或抑制腐败、晋升激励和治理激励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驱动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①居民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助于遏制腐败对制度环境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作用。②稳定、连续的官员任期有助于强化晋升激励,提升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作用；而高学历抑制了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作用。③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是完善媒体监督功能、改善治理激励作用的根本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是配合媒体监督功能发挥的技术支持和物质基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助于完善媒体监督功能、改善治理激励作用。最后,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在制度层面,制定政府会计相关法律法规时,明确法律责任,妥善处理好不同法律规定之间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不断清除和净化制度环境中的不良因素,防止诸如腐败因素等对制度环境的破坏。此外,将解除受托责任的目标作为民主制度的既定目标,充分发挥法律制度的约束作用,维护政府会计动力系统的稳定性。在市场层面,首先,借鉴资本市场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其次,营造健康的市场环境,优化市场规则,塑造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第三,不断完善官员任命和考核机制,着重从政治机制和官员激励方面控制地方政府行为偏好。在舆论层面,加强与媒体、公众等信息使用者的沟通与互动,借助媒体平台构建一套充分吸收政府部门、市场机构、公关意见的互动机制。另一方面,规范和强化媒体的治理和监督功能,并运用强大的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功能对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作出回应或调整。在地方政府层面,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首先,设置专门的监督和检查机关,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有效地提升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其次,设置内部问责机制,对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行为的不良后果进行强有力的责任追问。第三,建立政府审计与民间审计联动机制,增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主体的一致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第四,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人大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用民主和法治约束和引导地方政府权力运作,防范权力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