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秩序正处在大变革时期,学术界对这一历史性事件已经通过诸多理论进行阐发、建构。但是,现存研究大多囿于学者各自的学术领域,很少从国际关系学科之外来观察和解释东亚秩序现象,东亚秩序研究的跨学科成果有限。实际上,现代东亚秩序已经蕴藏诸多危机,这些危机的一般特征和深层原因都和现代性紧密相关。化解现代东亚政治的僵局和危机,存在有两条路径:超越现代性和颠覆现代性。但无论最终如何选择,现代性困境的解决方案总离不开后现代的理论和实践。因此,本文提出由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视角,对东亚秩序的生成、演进和未来形态逐一进行分析。当今东亚政治格局中,已经具备了诸多后现代性因素,对于这些因素的分析和总结构成了文章的第一部分。例如,从形塑秩序的根本性动力方面,东亚地区生产力水平有了新的突破,科技的重要程度已经超过任何一种战略资源,东亚新的生产结构和社会分工业已形成。作为主导秩序变动的核心动力,大国之间的互动和权力竞合几乎左右了东亚秩序变革的方向,但是边缘地带的强势崛起和国际政治中人的因素的凸显,也为这种变革的动向增添了变数。本文认为,战略资源可以划分为非绝对战略资源和绝对性战略资源,前者如能源资源,后者如核武器和互联网控制技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非绝对性战略资源的可替代性大大增加,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由于核攻击和互联网攻击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绝对性资源对于秩序格局的影响程度正急剧上升。第二部分主要从理论层面揭示了现代性在当代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后现代性在适应当代政治、文化时的自洽地位,并尝试从跨学科角度解释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融入国际关系理论的可能性。本章节是连接国际关系理论和东亚秩序历史、当前秩序危机、未来秩序前景的关键。作为流行的哲学研究话语,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理论周边聚集着庞大的概念群,其含义可以指向历史分析、社会状态、政治行为方式、文化类型和认知模式。文章对上述概念不存在特殊偏好,为证明结果的正确性,选择从多个角度使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内,现代性具有三个突出原则:理性原则、自由原则和主体性原则。这三点可以用来解释现代性国际关系自身呈现的矛盾和在理论层面所遭遇的贫困:由理性原则、自由原则和主体性原则塑造的单线条思维模式和营造的封闭式理论环境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针对此,本文借用后现代性概念,分析和挖掘了国际关系中被长期隐藏有长期发挥作用的话语权、解构主义和文本等概念,为建构开放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理由。在第三部分,文章介绍了现代性在当代东亚秩序重建中面临的双重困境:理念的困境和实践的困境。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无力为现代东亚秩序的转型和重构提供思想上的助益,当前东亚国家在制度、文化、权力等方面普遍面临着交往、沟通和认同的困境。相对应的,当下东亚秩序重塑过程中也面临着三个挑战:重建沟通模式、重建信任基础和重建认同载体。理性主义在东亚政治中不仅占据绝对的话语统治地位,还促成了以它为核心的理论环境。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形成了理性主义的话语霸权,国际关系理论再也不能避免走向僵化和极端的命运。发展主义为国家存在设置了方向,但是这一维度上并没有为价值留下空间,其结果是风险填补了价值的位置,造成东亚发展始终被暴露在风险状态下。主体性原则在国际政治中最明显的结果是塑造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具有极端敏感的属性,它使东亚社会始终处于对立甚至对抗的状态中,其保守性也为东亚地区实现和平、合作设置了阻碍。第四章节是文章的最后章节,在这一部分中,文章展示了一副富有解放意味的后现代秩序图景:解释东亚国际关系、建构东亚秩序的理性主义话语体系逐渐坍塌了,其具体表现为话语权的转折;在话语表述过程中,本土化资源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话语建构过程中,人本性的因素也有所增强;以中国和东盟为代表的东亚新生力量在逐步塑造富有东亚本土特色的新东亚观、新安全观和新制度构想。东亚国家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激烈碰撞和交融中,开始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合作模式和共同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