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电影手册》华语电影批评状况是华语电影海外传播的重要风景。作为世界最著名的电影研究刊物,《电影手册》继承着安德烈·巴赞等法国1950年代批评家的遗产,秉承着他们一贯的电影批评传统,自诞生之日起就沿着法国电影“新浪潮”的方向不断发展,既重视电影作为自律性艺术的美学原则,又重视电影同其他艺术之间的关系和联系,既重视欧洲艺术电影的发展变化,又重视其他地区电影状况,因之,法国《电影手册》华语电影批评研究在华语电影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将华语电影置于一个以电影诞生地法国为中心的批评视域内,可以充分认识到华语电影同西方电影世界、电影理论界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欧洲电影批评独有的理论焦点和理论视角也无形中为华语电影批评界提供了一条新理路。因此,《电影手册》对华语电影如何关注、关注什么、为什么关注也就成为法国《电影手册》华语电影批评研究的主旨和要点所在,而在这种关注背后隐藏着的批评逻辑、批评角度、批评方式也为华语电影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论文主体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阐释“华语电影”概念和《电影手册》的历史渊源、批评立场、发展状况,从几个方面对论文研究对象进行界说。一直以来,“华语电影”都是海内外电影研究者颇具争议的概念,鲁晓鹏、李道新、陈旭光和陈犀禾等人在各自的表述中寻找了概念的通约性。《电影手册》为“华语电影”概念提供了丰富性,通过对《电影手册》华语电影批评的研究也可以重新对“华语电影”进行认识。而《电影手册》作为法国电影批评界的旗帜也涵盖了电影研究的诸多可能性,集20世纪上半叶法国电影期刊之大成,成为法国电影期刊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电影手册》的诞生有着非常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环境,既有一些个人的推动因素,也存在电影理论发展的必然可能,并且与法国电影“新浪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法国电影期刊甚至世界电影期刊的理论潮流之所在。第二章以“《电影手册》与华语电影史”为主题,讨论了《电影手册》几十年来在对华语电影关注过程中所建构出来的华语电影史,其中包括香港电影史、中国大陆电影史和台湾电影史三个主要方面。就中国大陆电影史而言,《电影手册》不但关注第五代、第六代中国大陆电影导演,而且关注文革电影甚至关注1930至1950年代的中国电影,其中既包括对中国大陆电影史轨迹的描述,又涵盖了在这个轨迹中出现的诸多影响电影史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的电影人;就香港电影史而言,法国电影期刊本身对香港电影史的研究就相对丰富,《电影手册》所关注的香港电影史占据了法国香港电影研究四个时期中三个,无论是从关注对象上还是从关注内容上都较之中国大陆电影史更为系统,尤其是对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介绍与分析同法国电影“新浪潮”形成了时空上的互文性;就台湾电影史而言,《电影手册》集中关注的是西方话语方式在台湾电影中的变化,台湾的地缘性和政治性吸引着《电影手册》的眼球,再此基础上也形成了对台湾“新电影”的进一步研究与批评。第三章以《电影手册》对侯孝贤、杨德昌、王家卫、徐克和贾樟柯五位华语电影导演的批评为中心,尝试还原《电影手册》对这五位导演的批评立场、批评尺度和批评原因,回答“《电影手册》关注了谁、为什么关注、如何关注”等问题,从量上对《电影手册》相关批评文章进行梳理,也从质上对《电影手册》华语导演批评进行理论建构,试图呈现出《电影手册》对这些导演批评与分析的独特性。对侯孝贤的关注主要在于其自然主义的镜头风格和现实主义诗学特征;对杨德昌的关注主要在于其电影美学的现代感和叙事结构的变化,并旁及导演本人对于台湾的独特表述;对王家卫的关注主要在于其电影所体现出来的哲学性和诗学特征;对徐克的关注主要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武侠文化的再现以及在这种再现过程中间杂的现代电影技术;对贾樟柯的关注主要在于他镜头中的现实中国和发展中中国,在美学上则更重视贾樟柯电影语言中流露的中国新现实主义。第四章首先反思了《电影手册》华语电影批评的局限性。以之为基础,进而探讨《电影手册》批评给华语电影研究界带来的启示,主要集中于华语电影导演的启示和对华语电影研究中重写电影史的启示。就华语电影导演而言,从电影形式上说应该严格遵循“电影是自律性艺术”这一准绳,拍摄出带有丰富电影语言的电影;从电影内容上说应该既呈现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又不回避现代中华的现实状况;从电影传播学的意义上说应该加强同欧洲电影世界的交流。就重写电影而言,应该借鉴《电影手册》所建构华语电影史的研究经验,以独特的视角、纤细的细节、史料的钩沉丰富华语电影史的创作。结语部分系统总结了《电影手册》的批评立场,从《电影手册》对香港电影“新浪潮”、台湾电影“新浪潮”和中国大陆第六代导演的分析中得到“‘新浪潮’已经由本体论逐渐演变为方法论”的结论,并在电影史、电影导演和影片三个方面提炼出《电影手册》对华语电影的批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