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研究的主题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即计算出由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不协调,每年所造成的经济增长Y的效率损失有多大。本文以1978年至2011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作为研究的背景。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可以被划分为资本要素K投入、劳动要素L投入和技术进步三种因素的贡献,而第三个因素—技术进步,也被学者称为“索洛余值”,是经济增长因素中,除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以外的所有要素。这一解释由于其直观性的优势,被学者广泛采用。但是完全将技术进步归于一个“余值”中的做法也遭到学者们的批评。暂且不考虑新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增长理论其他方面的不同,在新增长理论中,就对这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重新的定义,认为技术进步的定义不仅仅如此的简单,还应该考虑到外部性、人力资本等等其他因素,如罗默、卢卡斯等学者。国内学者也依据新增长理论的思想,对索洛余值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划分为若干变量。本文也正是基于这一思路,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E从索洛余值中划分出来,从而计算出了1978年至2011年以来,由于两个结构的偏离造成的经济增长上的损失。依据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结果,给出了一些政策上的建议。首先,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与本篇论文主题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包括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效率损失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即沿用与新增长理论相类似的思路,将结构偏离度E引入到柯布道格拉斯方程当中。其次,计算出了1978年至2011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E,以说明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状况,作为解释后文两个结构的变动所造成的经济增长的效率损失的背景。在计算出结构偏离度E后,对产出增长Y、资本投入K、劳动投入L和结构偏离度E进行了相关性检验,首先确认产出增长Y和结构偏离度E的相关性为负相关,这样才能作为继续研究的基础,在一方面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是有意义的。由于本文采用了Eviews对1978年至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因此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是必不可少的,并且经济增长Y、资本投入K、劳动投入L和结构偏离度E的数据均通过了单位根检验,为后文的回归打下了基础。通过单位根检验,为下文的协整检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由协整检验,本文得到了关于产出、资本、劳动和结构偏离度的协整方程。然后将滞后阶数设定为3以后,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从而从统计学的意义上,对各个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说明。此后,在计算出各个变量在1978年至2011年间的增长率后,得到了各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所造成的经济增长在历年的损失由多大。根据本文的计算,1978年至2011年,平均每年由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造成的经济增长率的损失约为1.49%。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对上述结论进行了解释。需要注意的是,依据本文对结构偏离度的定义,人才质量提升的差异会引起结构偏离指标的扩大,从而造成本文框架下的经济增长损失的扩大。这样定义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忽视了劳动力之间质量的差异,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劳动力之间的差异是不存在的。显然这是与实际状况不相符的,这是本篇论文有待改进的地方。最后,依据以上结论结合本文的研究方法,给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以希望能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