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政治发展史中，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变。一次是从列国并立的先秦时代，转变到了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另一次是从晚晴开始的，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向基于自治的民主的现代社会转变。这种重大的转变，既是社会形态的转变，也是文化形态的转变，同时，更是政治形态的转变。中国传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卓有成效的。它通过政治体系内部价值、组织与制度的有机整合，并通过大一统的天下主义和儒家政治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宗法家族组织支持，以科举制度、赋税制度、兵役制度等一系列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实行人员、资源和信息交换的制度维系，成功地解决了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问题，确保了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长期延续。但中国的光荣与显赫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过去的。自进入近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已不能像鸦片战争以前那样孤立于世界，继续按照自己的历史发展惯性独自发展。自清中叶开始，政治日渐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通过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不平等条约逐步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享有种种特权，俨然中国的太上皇；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腐朽的清政府则无能为力,在对外战争与交涉中屡屡以失败或妥协告终,其统治合法性资源不断丧失人们对清政府由期望逐渐转变为失望，清政府的腐朽统治难以继续持续下去。由近代社会演化与变革而积聚起来的新因素不断壮大，并与破产中的工农群众汇合，构成了不可阻挡的反对旧制度的力量，从而使这种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民主革命成为时代的潮流。革命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形成南北政府对峙的局面，尽管清帝退位后，革命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篡夺，并上演复辟的闹剧，但其对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却不是以一句失败所能概括的。从二次革命到国会的有名无识，从袁世凯的复辟到复辟梦碎，充分展现了民初政局的动荡。在民初政治失序的状态下，思想界也是一片混乱，继而引发了有关国体之争的共和制与君主制之争以及关乎国教的孔教之争。对于民初的政治危机，我国习惯于以民变及革命等武装暴力活动后改善政治制度来应对，但从另一个侧面，政权得以稳定，不仅是制度设计的良莠，更是相关行为者是否信服它的统治。也就是说，维持政权稳定的关键是正当性，而不仅仅是合法性。虽然统治者都想创造一使统治者信服其统治的正当性，但是统治正当性不能单方面由统治者创造出来，统治者必须能回应社会主流的关注，抓住时代的主题，才能创造出令人信服的正当性。政治格局变迁的民初，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开始建立和经受严峻考验的时期，民主共和制度很难在中国的土壤上长成参天巨树也有其各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