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不断发展与成熟,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逐渐迈入了一个具有崭新特征的时期。在经济社会转型期,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面临着“压力型体制”下日益剧增、复杂多样的压力来源,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社会背景体制,积极汲取财政收入成为地方政府应对压力的主要途径,从而形成了典型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在这一激励下,现有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基本上存在着两种主要的策略行为:一是直接向下汲取收入的“攫取之手”,二是积极推进财源建设,例如加大力度扩大税基。本篇文章以农业税取消这一政策背景作为文章的研究背景,试图分析在这一事件背景之下的政府策略行为。2005年之后,农业税在我国大面积取消,这一改革措施使得倚重农业的县域将要面对更加大的财政压力水平。本篇文章以取消农业税改革这一外生冲击作为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变化的准自然实验,重点考察地方政府应对财政压力变化时的财源建设行为,补充了现有关于“攫取之手”行为方式的研究,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了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对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在同一地级市内,财政压力受取消农业税改革影响更大的县,其工业产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实现了更快增长,这一行为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为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我们发现受农业税取消而受到越大财政压力的县其农业税占比并不一定越大,因此考察了农业税占比对工业产值、三大产业产值的影响。文章的实证结果发现,农业税占比越高的县,农业税取消之后,人均GDP显著下降。这说明,地方政府的财源建设行为更多来自于财政压力激励的变化而非税收结构的变化。从异质性来看,地方政府这一行为效应更多发生于财政自给率高和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从作用途径来看,在基层政府有限的政策工具中,放松环境规制成为地方政府实现工业产值增长的重要手段。最后,本文根据得出的相关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完善事权分配机制、完善预算制度以及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建立服务型政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