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时期,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工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不过他们的收入增长主要以过度劳动为代价。超时、超强度、超负荷已成为农民工工作的常态,这不仅会威胁农民工的身心健康、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损害他们的福利,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过度劳动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而是被迫选择,农民工过度劳动归根结底在于可行能力不足。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提出可行能力理论,其认为可行能力不足将导致人们的发展受限。可行能力理论超越传统经济学对物质的追求,将关注点聚焦于弱势群体的自由发展,为研究农民工过度劳动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探讨农民工的过度劳动问题,厘清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因素,寻找对应的策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提升他们的可行能力成为本课题的研究内容。第二章首先对过度劳动、可行能力的概念进行界定,接着分析农民工过度劳动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和局限性,然后分析可行能力理论下的功能性活动和研究对象,找到可行能力理论分析农民工过度劳动的价值。第三章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从个人特征、经济条件、社会机会、工作环境、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六大工具性自由引出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功能性活动——性别、婚姻、年龄、受雇企业性质、小时工资收入、教育、健康状况、工会组织的加入、工作环境满意度、劳动合同的签订、失业保险的购买。第四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首先使用交叉分析法证明选取这些功能性活动的合理性,再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的性别、婚姻、年龄、受雇企业性质、小时工资收入、教育、健康状况、工会组织的加入、工作环境满意度、劳动合同的签订、失业保险的购买具体如何影响农民工过度劳动。结果显示在个人特征方面:性别和受雇企业性质有显著影响,男性、受雇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农民工过度劳动的情况更加严重。在经济条件方面:小时工资有显著影响,提高小时工资收入会缓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风险。在社会机会方面:教育有影响显著,提高学历水平会缓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风险。在工作环境方面:工作环境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提高工作环境满意度会缓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风险。在防护性保障方面:是否购买失业保险有显著影响,购买失业保险会缓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风险。缓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问题,需要给予农民工更多的工具性自由,提升农民工的可行能力。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论,第五章从完善经济条件、提高工资收入,增加社会机会、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工作环境、提高身体素质,加强防护性保障、签订劳动合同等方面提出了提升农民工的可行能力、缓解过度劳动问题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