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问题是海德格尔哲学中的重要主题,但海德格尔本人却很少对他的真理思想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脉络作专门的说明。尽管如此,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仍然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他的真理观的思想源流,这些源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胡塞尔的“明见性和范畴直观”理论,海德格尔早年的“实际生活经验”,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时机化思想”。着眼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考察海德格尔早期真理观的来龙去脉。传统真理论的本质是符合论,但这种真理论由于二元论的缺陷而在近代哲学那里遭遇了严重挑战。首先,洛克在外部世界与内在知识之间设置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继而为摆脱这一鸿沟,贝克莱通过“存在即感知”的命题取消了关于外部世界存在的认定,但这一做法却使真理陷入了“唯我论”的困境。再次,为了克服真理符合论的不彻底性,休谟借助于怀疑论的方法取消了作为精神实体的主体性存在,从而在根本上消解了真理的客观性。面对这些挑战,胡塞尔通过意向性的现象学分析重新挽救了真理,并且使得真理进入一个崭新而开阔的视域空间。但与此同时,海德格尔却敏锐洞察到胡塞尔的真理观依然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局限,这就迫使海德格尔要重新思考真理的源初构成机制。随后,海德格尔发现,只有通过实际性解释学的道路才能让真理彻底摆脱传统哲学的思维困境。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仔细研究了实际生活的源初处境,得出这一处境有着三重意义结构,分别是:关联意义、内容意义和实行意义。但在1921-1922年度冬季学期的讲座《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现象学研究导论》中,海德格尔又发现了第四重意义结构——时机化意义。时机化意义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在海德格尔看来实践智慧能够指引出实际生活的当下处境,从而在处境中此在可以聆听良知的呼唤而自我决断。实际上,通过对处境的揭示,生活的真理也就跃然纸上。但牵引海德格尔前进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存在问题,然而早年海德格尔却在这一问题上陷入了困境,直到后来他在胡塞尔身旁边教边学,才逐渐学会了现象学的“看”,也才对存在有了新的认识。于是,随着他的存在之思的日渐深入和成熟,海德格尔便将哲学的研究主题由“生活”转变为“此在”。凭此,真理才能纵身一跃而入此在之中。这即是说,海德格尔通过对基础存在论的阐释而将真理从生活的处境引向了存在的深度。但要完成这一步,关键在于此在的真理打开了通向“存在之领会”的可能性。因而,真理从“生活”向“此在”的过渡就构成了海德格尔哲学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一过渡中,不仅存在的意义逐渐显然,与此相关的真理之内涵也获得了空前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