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日益成熟,证券投资基金在我国的金融市场占据了半壁江山,基金经理作为掌管基金运作的重要的人力资本,对证券市场运行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基金经理是一支基金的灵魂,已知的用于衡量基金经理能力高低的指标和模型有很多,相关研究从基金业绩、投资组合风险、个人特征等多个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展开。本文重点关注基金经理的投资积极性,并将基金经理的投资积极性分为两类,选股积极性和交易积极性。以往针对基金经理投资积极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构建衡量投资积极性的指标以及投资积极性对基金业绩的影响等。本文研究是以基金经理的关系网络为切入点,探讨这种关系网络对基金经理投资积极性的影响。基金经理的关系网络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网络的节点是基金经理,网络的边是基金经理置身社会所面临的各种不同关系,如同学关系、家族关系以及商业关系等。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基金经理间的关系网络会产生多种不同的经济效应,譬如会给基金业绩带来一定的溢价作用。这种关系网络还会对基金经理自身的个人特征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基金经理间关系的交互程度不同,基金经理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程度亦不同,这导致基金经理从网络中所获信息的质量与数量高低不一,从而影响基金经理的投资决策,产生行为偏差。而本文探讨的投资积极性亦是基金经理个人特征中的一种,并从基金经理的社会关系网络角度出发,研究该网络与基金经理投资积极性之间的关系。以往对于基金经理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大多数是单一网络,比如校友关系网络、工作关系网络等。工作关系网络其实是校友关系网络的一种拓展,是一种从象牙塔到社会的过程,亦是基金经理人生阅历的积累,两个关系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延续性和交互性。为考虑多种关系的共同作用,本文将工作关系网络与校友关系网络进行合并,得到一个复合的关系网络,并定义为本文的社会关系网络,全文以此网络为研究重点,并将工作关系网络、校友关系网络作为比较。本文以基金经理为节点,以同事关系、校友关系为边,构建了三种基金经理间的关系网络,分别是工作关系网络、校友关系网络以及包含工作关系与校友关系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前的研究主要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网络中重要节点进行研究。该方法便于理解、计算简单且能较好地刻画节点的重要性程度,但却忽略了节点质量的高低。本文运用Google搜索引擎的网页排名算法PageRank算出网络中各节点的PageRank值(值)作为衡量基金经理在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程度指标,该算法不仅会考虑节点的邻居数量,还会考虑邻居节点的质量对其重要性的影响。简而言之,值越高,节点的重要性程度越高,以此体现基金经理的社会属性,并以期从中发掘出基金经理对基金业绩、投资积极性的影响。首先,选取2005年到2018年之间基金市场上存在的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基金经理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基金月复权收益率以及经Carhart四因子模型调整后的基金月超额收益率的溢价作用。研究发现基金经理的社会关系网络会对基金业绩产生显著的正向溢价。之后,使用分组列联分析的方法对基金经理的选股积极性进行分析,发现在校友关系网络中,基金经理的网络节点值越高,该基金经理的选股积极性越低,这与基金经理在关系网络中所获信息的质量优劣有关。紧接着,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发现基金经理工作关系网络以及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节点值与基金经理的选股积极性也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由此观之,基金经理的社会属性不能对其自身的选股积极性造成正向影响,即基金经理在网络中的重要性程度越高,其表现出的选股积极性越低。本文对于这一结果进行了归因,其一,社会属性强的基金经理在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程度高,从信息接收者的角度来讲,他能够获取更高质量、更高密度的信息来进行审慎分析,从而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故其表现出来的选股积极性偏低;其二,选股积极性这一指标或许失真,基金经理可能通过网络获取到大量私有信息,在两个报告期之间进行频繁的隐形交易以获取超额收益,然后在报告期临近时再恢复到原有的持仓状态,以掩饰其隐形交易行为,故从季度数据计算而得的选股积极性指标并无法真实可靠地刻画基金经理的选股积极性。最后,本文探讨了基金经理的社会属性对其交易积极性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这二者之间并无显著关系。不过从持仓换手率(交易积极性衡量指标)的相关分析中发现,持仓换手率可以作为一种金融危机的预判信号。本文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使用PageRank算法得出的值作为基金经理在关系网络中重要性程度的衡量指标,而非传统社会网络分析法中的各类中心度指标,这是将前沿计算机技术融合到社科领域的创新;第二,将工作关系网络与校友关系网络进行合并得到基金经理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考察这种复合网络对基金经理投资积极性的影响;第三,对于基金经理投资积极性的研究,另辟蹊径地从基金经理的关系网络入手,研究这二者之间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