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重庆开埠后,川渝地区的金融地理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变迁,逐渐实现了成渝一级金融中心间的转移,并在转口贸易的带动与第一层级金融中心的辐射下形成了川渝内部四大二级金融区：即以万县为中心的川东金融区,以南充为中心的川北金融区,以泸县为中心的川南金融区和以康定为中心的川西康藏金融区。成渝金融中心间的转移是在开埠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冲击下两地间金融区位不断博弈的结果,概而言之,在金融业态初始近代化上,成都金融业的步伐落后于重庆金融业,这很大程度上是川江航运贸易限制下成渝两地区位差异的结果。重庆因地利之便,在与长江中下游贸易交流的过程中,逐渐与汉口、上海形成了沿长江三点一弧的金融地理格局。正因如此,面对以铁路租股金融将全川民众联结在一起的川汉铁路保路运动,成渝两地的士绅群体在与失去国家信用的清政府经济博弈阶段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其背后复杂微妙的民众心理。川汉铁路的修建将打破重庆依靠川江航运形成的埠际贸易与埠际金融间的垄断,渝汉申三点一弧的金融地理格局将出现根本上的改变,从这一点出发,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两地士绅群体对铁路金融的反应大相迥异,根本上还是区域经济地位升降的利害关系所致。民国以降,川渝内部军阀林立,在各自的防区内实现金融割据,随着货币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货币的流通从内在的张力与外在的引力两方面越来越要求冲破地域条件的障碍与限制,以更为广阔的统一货币流通区域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二刘大战”中刘湘集团的胜出及其附庸金融财团的扩展既为川渝金融中心的转换加速了进程,也为川政统一的金融基础奠定了条件。国民政府为实现川渝金融区的统一与国家金融统制,一方面将刘湘驱离重庆,另一方面以法币的强制推行为工具,渐次实现了川渝金融的中央化。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确立,一方面因其银钱业资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钱庄等旧式金融业的不断银行化,同时,新生的保险金融也在川渝大后方不断扩展。抗战时川渝地区金融业的通货膨胀持续到战后,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直至中国人民银行川渝重新布局才获得新生。应该指出的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重新布局,其所参照的仍然是川渝地区重庆、成都两个一级金融中心与万县、南充、泸县、康定四大二级金融区的基本格局。这一格局在不同的二级金融区有不同的发展脉络,以万县为中心的川东二级金融区基本上是在以桐油为代表的转口贸易带动下发展而来,由于区位的优势与贸易资源的充沛,万县与重庆的关系存在着依附与独立两种倾向,从本质上讲,是万县在沿长江申汉渝三点一弧的金融地理格局中第二与第三层级间摇摆的结果。以南充为中心的川北二级金融区是在以丝业为代表的转口贸易带动下发展起来,南充金融区对成渝两个一级金融中心存在着巨大的东西依附。由于区域金融资本的供给不足与社会金融习惯,该二级金融区内投机金融盛行。以泸县为代表的川南二级金融区,是以粮食、糖、盐等为代表的转口贸易发展而来,由于商贸物资流动上对重庆存在着极大的依附,因而整个川南二级金融区相对一级金融中心重庆独立性不足,受重庆金融影响的波动颇大。以康定为中心的川西二级金融区,是以茶叶为代表的转口贸易发展起来,清末川边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变迁,康藏地区出现了货币金融的新形式,但相对川渝内部其它二级金融区仍然十分落后,康定金融中心的崛起与二级金融区内金融形式的升级以及层级体系的形成,主要是成渝一级金融中心自上而下的层级带动。川渝金融区在格局变迁的过程中,也有着区域金融资本外向扩展的冲动与实践。向来封闭的川渝金融业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民众的金融意识逐渐提升,形成了一批有相当资力的金融财团,以聚兴诚、美丰为代表的川渝金融资本在成立初期走向全国的扩展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身与以上海为金融中心地的江浙财团的差距,及时调整了经营战略,全力经营川渝等西南地区。这批财团先后依附于刘湘、蒋介石的军政力量,通过互相利用合作,将自身纳入国民政府川渝金融控制网的一部分,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川政统一后川渝金融区地位的提升是西进金融财团与川渝本土金融财团竞争、调适中合作的结果,依附性与独立性的同时存在,决定了二者必然要存在矛盾和冲突,只不过由于抗战的特殊形势,暂时压制了这种冲突。抗战结束后,力量增强的川渝金融财团力图扩张至全国的雄心是很大的,其企图遭到打击,一方面是内战爆发后的严峻经济金融形势,另一方面,不完全依附于国民政府的川渝金融财团在已经实现了金融统制的国民政府金融垄断财团眼中,始终不是政权的根基,而至多是合作的同盟,因而不可能允许聚兴诚、美丰等川渝财团掌控金融基础,这是川渝金融地位无法实现根本提升的深层次原因所在。金融地理学是西方经济地理学界近年来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概括起来说,无论是“正式约束”范畴的金融制度、金融法规、标准、惯例,还是“非正式约束”范畴的金融意识、金融文化和职业道德等,都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反映了人文地理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在调控、约束、激励和反馈等金融整体功能的发挥存在地域差异的背景下,金融制度的创新、学习和传播以及金融法规的创新、示范、模仿和调整同样也存在着地域过渡、运动性,并且必然会超出地理界限的限制,与其他地域的金融意识、金融知识、文化传统、金融管理经验及职业道德有效融合,共同形成整体功能性金融资源网络。构建金融地理学的关键在于地理空间格局与层级体系,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基础,同时金融地理学的研究还需要借助交通地理与商贸地理的补充与支持。川渝地区1890年之后的金融地理格局变迁与层级体系的形成,既与施坚雅所开创的区域体系理论相契合,也有着较为典型的一二级金融中心间层级的互动,这为中国历史金融地理研究的路径尝试,即以纵向时间维度结合横向空间布局,重点研究层级金融中心间互动博弈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素材。由于川渝地区自身金融地理格局的典型性,其区域个案研究的经验规律可以借鉴于其它地理单元区域中,层层推进,将中国历史金融地理学这一理论体系逐渐完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