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遁是东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高僧。他以深厚的佛学及玄学思想得到名士欣赏。其文学创作也很有特点,尤其是其玄言诗地位不亚于孙绰、许询。本文主要探讨支遁其人及文学创作,由四章十一节组成,约八万字。第一章主要叙述了支遁生平、交友情况和时人对支遁的评价。通过相关文献可以得知支遁在当时具有高僧和名士的双重身份,支遁是般若学“六家七宗”之一的“即色宗”,他一生不仅热衷于弘扬佛法、修建寺庙,而且乐于与名士交往,据《世说新语》、《高僧传》、《晋书》记载,与支遁交往的名士有二十几人,并且大多是当时社会上层。时人对支遁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大多数名士都欣赏支遁深厚的佛玄思想、不凡的神韵气质及善辩之才,而以王献之、王徽之为代表的年轻人则喜嘲笑支遁的外表并怀疑支遁的才华。通过这些评价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一个全面真实的支遁。另外,支遁生平中还有一些存疑,如他的籍贯、师从、是否参加兰亭诗会、墓地在何处等问题都是悬而未解的,论者已一一罗列归纳出来。第二章为支遁思想研究。首先,其思想体系核心为“即色义”,他从现象上认识“空”,从而解释万物皆空,这与玄学的以“无”为万物之本的观点一致。另外,他对般若经的大小品有新认识,《大小品对比要抄序》除了区分大品《放光般若经》和小品《道行般若经》的差异,还着重强调了小品的优点。其次,支遁对玄学的独到见解主要体现在他的“逍遥论”超越了郭、向旧理,强调精神超脱,也藉此得到名士的认同。最后,支遁作为虔诚的佛教徒构造了自己的“理想国”,他被誉为早于慧远的“弥陀净土的信仰者”。除此之外,支遁还构设了理想中的“圣人”人格。《上书告辞哀帝》则是支遁给哀帝司马丕的建国理想规划。佛教与玄学的融通在东晋已比较成熟,支遁善于将佛教融入玄学,推动了两者的发展。第三章为支遁诗文创作研究。支遁是当时和尚中创作诗歌最多的一位。他的作品集到宋代已经亡佚,后人辑佚的版本有明代嘉靖年间吴家騆刊刻的版本、清阮元《宛委别藏》本、清光绪年间邵武徐干刊本。通过比较分析得出明刻本最佳。支遁现存诗歌有十八首,文二十六篇。支遁的诗歌内容可以分为山水游仙、谈玄论佛、自述咏怀。佛理和玄学思想的融合是支遁诗歌最为显著的特点,支遁善于构想菩萨生活的虚幻场景。他还有不少诗歌展现佛教徒参加佛事活动的描写,表达了自己热衷于佛教的情怀和志向。另外,支遁亦写了不少赞,表达了对菩萨和高僧的赞美,他根据赞美对象的重要性决定篇幅的长短。其赞亦呈现出一种玄佛合一的特征。第四章为支遁的影响。主要从支遁的文学影响和思想影响两方面叙述。以《全唐诗》为例,其中涉及到支遁的诗歌有八十三首,诗人有四十三位,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温庭筠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支遁成为唐代诗人欣赏的对象,并成为后代诗歌写作的一个题材。支遁对名士思想的影响也是很显著的,支遁认为理想人格的形成需要顿悟,因此被视为“顿悟说”的创始人,并对竺道生“大顿悟义”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支遁对名士思想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郗超最为典型,他与诸和尚均有交往,但最为佩服支遁,深受其“即色义”影响。《支遁年谱》和《支遁诗文校注》属于论文的前期工作,亦是论文得以顺利完成的基础,分别作为附录,置于正文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