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文化双向互动的方法，对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进行系统研究。旨在通过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传教方法的探讨，以揭示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传播机理。　　 全文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导论，解释了问题的缘起及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对相关课题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对有关概念和术语进行了界说，并交待了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考察了书籍传教兴起的原因。　　 新航路开辟后，天主教传教士随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沿海地区，他们经过长期的探索，最后采取了适应中华文化的传教政策。在适应政策的指导下，传教士初以“西僧”，接着以“西儒”身份成功地融入到中国社会中。“西儒”身份迫使传教士们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从事与宗教无关的学术活动，这些活动为他们赢得了声誉，也迫使他们走上了笔耕之路。　　 通过一段时间的传教实践，他们发现，书籍在天主教对华传教过程中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通过著书立说，不仅可以消除中国人加之于他们的蛮夷丑号，为传教开辟道路，而且也是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最为有效的方法。书籍传教可以规避政府有关禁止聚会的法令，也可以弥补传教士人手之缺，还可以使他们跨越语言的障碍。书籍传教的优势还在于，它可以利用中国文字使用地域广的特点，充分发挥书面语在中国信息传播中的优势。因此，书籍传教被传教士认为是最适应中国文化状况的一种传教方法。　　 第三部分，叙述了传教士中文书籍的译著过程，重点关注华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传教士们进入中国内地后。走攀儒附儒之路。他们像中国士大夫一样砥砺德行，讲求学问，博得了“西儒”的雅号。“西儒”宣讲之学实乃中土闻所未闻，中国士人或出于好奇，或出于有益民生，请他们将相关内容译为华文。中国人的请求成为传教士从事中文写作的动力之一。由于传教士有博学之名，中国人向他们提出了各种问题。他们为回答这些问题，编译了相关书籍。传教士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广泛交往，他们就宗教、伦理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对话，这些对话内容成为了传教士中文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教士在欧洲经过漫长的学术和精神操练后，到中国时一般年龄都在30岁以上，从事中文写作存在很大的困难，但传教士们的中文译著在遣词用字方面却没有明显的不妥，这除了传教士们互相订正外，还溶入了中国文人大量的心血。首先，中国文入学士给传教士的中文译著进行文字上的润饰，去俚为雅，调整文章段落，增、删相关内容。其次，中西人士合作翻译了一批西书。在这一过程中，一般是传教士口授，中国文人笔录，他们互相合作，不可或缺。最后，中国文人在传教士的指导下撰写了一些宗教书籍，这些书籍高度融合了中西方人士的思想，是天主教中国化的体现。　　 中西合作著书、译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明末是中西合作著泽书籍的高潮，那时的中国士大夫帮助传教士著译书籍纯粹是出于个人爱好，一般是不收取报酬的。入清后，这种情况大为改变，教内的高层学者已凤毛麟角，教外文人亲近天主教的更少，传教士们不得不花钱请人来修润教中书籍。　　 第四部分，考察了明清之际天主教中文书籍出版的相关问题。　　 明清之际天主教的书籍出版在管理上沿用欧洲的制度，但由于中国的情况特殊，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又有适当的变通。关于出版量，作者在对各种记载和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对比的基础上，认为明清之际天主教出版了约500种中文书。出版高潮出现在17世纪，禁教期间也有少量书籍出版。　　 入华传教士基于对中国印刷术和印刷行业的认识，没有设法引入中文铅活字印刷，而是利用中国现有的印刷体制出版教会书籍。他们在印书的过程中，与印刷行业的工匠及相关人士进行接触，劝化了一些人信教，这为教会出版书籍提供了方便。　　 中国天主教徒赞助教会书籍刻印的方式有捐款和出资请人刊印，在明末还有不少教外人士热衷于出版教会书籍。事实上，利玛窦的著译主要由他的中国朋友私人付梓印行。　　 书籍的流布方式以赠送和散发为主，商业性的销售、教徒自印，借阅也是很重要的方式。　　 总之，明清之际天主教中文书籍的出版除了准印许可外，其它方面几乎全部借用了中国现行体制。　　 第五部分，从中国士人的三种回应态度来考察书籍传教产生的效应。　　 因受天主教书籍吸引而走上皈依之路的士大夫在明清两朝都不乏其人，明末还有一批上层士大夫信教。在众多的天主教书籍中，以伦理类和辩道类书传教效果比较好，尤以庞迪我的《七克》和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最为突出。中国天主教徒还撰写了一批“天学”作品，这些作品有两类比较突出，一是教案期间的护教文，另一类是“礼仪之争”过程中为中国礼仪进行辩护的文字。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天主教徒对基督信仰的深层理解。　　 书籍传教也为教会赢得了一大批友好人士，他们请传教士来家乡传教，给教会以经费资助，给天主教书籍作序或出资刻印，赠诗文给传教士。他们认同“天学”的思想基础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认为“天学”可以补儒。但他们主要对“天学”中的伦理和实学部分感兴趣，离皈依基督尚有很大的距离。　　 反对天主教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主要援引天主教书籍来批驳天主教的信仰、神学、礼仪、制度等。在“南京教案”期间，沈氵隺等人撰文反对天主教；《圣朝破邪集》和《辟邪集》汇集了明末反天主教最主要的论文；在“历狱”期间，杨光先出版反天主教书籍，四处散发。反教者主要是站在儒家和佛教的立场上来反对天主教，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中西互动。　　 总体来看，中国士人对天主教的回应态度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历狱”是其分水岭。“历狱”前，特别是在明末，他们反响热烈，“历狱”后则反应冷淡。　　 第六部分为结语，总结了在天主教书籍传教过程的中西互动关系，分析了“历狱”前后中国士人对西学采取不同反应态度的原因，并说明了“历狱”后士人冷淡西学给中国天主教会带来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