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局形势变化风起云涌,20世纪初期尤为激烈。一方面,中国的落寞和贫困在日益富足的西方资本主义映衬下表现的更为突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又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得到了充分的显现。一方面,人们沉浸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喜悦之中,另一方面其社会主义在发展期间也发生了很多和民主制度相背离的事情。究竟哪条路更适合中国?在此大环境下,中国学界出现了一位非常活跃的学者——张东荪。他和许多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地投身到了他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出路的探索之中,并最终选择了民主主义道路作为中国未来的出路。本文的立意是研究张东荪先生的民主思想,这里的民主思想是一个广义的理解,包涵了张东荪先生的民主理论、民主的实现等等。通过对张东荪民主思想的研究,挖掘其民主思想的真义,张先生的民主思想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如何在当时的中国实现民主,张先生所理解的民主与宪政的关系如何,等等。这些内容分别构成了本文的各个章节。张东荪站在哲学的角度上来研究和分析中国的问题,这种民主思想中所透露出的政治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国家卢梭的平等、人民主权、民主、社会起源等政治思想的强烈影响,通过卢梭的政治主张不难看出,他不但痛斥专制社会,而且还充满了反抗的精神,但是这种主张过于理想化,而这种倾向深刻的影响着张东荪,从而使他也常较为理性化的去对民主问题进行研究。罗素的基尔特社会改造方案以及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也对张东荪的民主思想产生过深远影响,虽然后来张东荪转变了其社会主义倾向,但罗素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仍在。此外,张东荪的治学起点是从哲学而始,其中对其西方思想形成影响最为深刻的学派是西方大陆理性派,而在前期对其影响较深的是康德主义等思想;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则对其后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使得张东荪在今后总是以哲学的视角作为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张东荪对于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也经历了一段探索过程,他在五四时期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与研究中,直至19世纪20年代初,他受罗素影响选择了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为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指引,到30年代上半期,张东荪又转而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即绝对的爱国主义与渐进的社会主义之结合,直至40年代下半期,张东荪最终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作为未来中国的出路,这一理论便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张东荪的民主思想。在张东荪看来,民主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一种精神,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自由、平等、理性、人格构成了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张东荪努力证明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无论从概念基型上看、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上来看,它们的本质都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二者凝合起来,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的主要内容。既然选择了民主主义道路,就涉及到要如何实现的问题。在实现方式上,张东荪反对使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而是主张走渐进改革模式来实现民主主义道路。他认为暴力革命是暂时的,迫不得已的手段,无助于生产力发展,因而并非所有实行民主主义的国家都需要进行暴力革命,通过走渐进模式的改革之路可以达到更好的实现民主主义的效果。在由何人领导实行民主主义这一问题上,张东荪尽管认为士阶级自身具有种种弊病、已然丧失了其固有使命,但通过对士阶级加以训练、教化和改造之后,士阶级依然能够肩负起新的历史重任,解决农民问题和官僚问题,从而成为民主主义道路实现的托命者。在对民主主义如何实现这一问题的研究基础影响下,张东荪逐渐由其先前“修正的民主政治”观念转变,因此形成了一条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张东荪民主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可谓独树一帜,为了更好的说明张东荪民主思想的独特性,将他的民主思想与其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学人张君劢的民主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张东荪认为,在民主政治制度当中,政治制度仅是其中的一项内容,其它的诸如思想、法律等方面的制度也属于民主政治制度的范畴,张东荪把“一种文明而含有一定的制度”简称为“制度的文明”,他将民主的作为一个高悬的理想标准,制度运行以及操作程序相较而言都是次要的,而是强调个人成为民主的自觉体,自觉地按照民主的价值理念行事,民主就能自然形成。与主张从制度构建和经济建设上思考民主的实现方式不同,以文明诠释民主的张东荪认同中共的抗日政策,并主张抗战后以调和国共两党的方式来发展其中间路线思想。从民主的规范性阐释角度来看,张东荪不能算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共和主义者,他在构建民主体系的过程中,还嫁接了很多儒家传统资源,这样的构建也可以理解为儒家式的共和主义民主思想。张东荪民初时期的宪政观,从自由出发,强调国家的不作为不干涉,对于政府权力限制的必要性;出于对立宪的需要,反对政府权力无限,反对专制;励行法治,防止野心家专制、防止权力滥用;以及由对抗到调和的宪政精神。有感于对国民党宪政建设的失望和对其政权合法性的怀疑,张东荪转而从文化维度的建设中来关注中国宪政建设的问题,他极力主张提高国民智识水平,认为国民能力是实行宪政的基础,把宪政的所有的问题都放在文化中讨论。张东荪这种宪政观的转变,不仅源自于国内外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更为关键的是他改变了以往对自由宪政的认识,价值理念有了重大的转变。早期的张东荪将民主作为宪政建设的应有之意,经历了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认识和其对宪政价值理念的转变,张东荪转而寄希望于通过民主来蕴育出个人主义文化进而实现宪政的目的。在民国时期,张东荪可以说是自由主义倡导者的突出代表,通过他的民主主张,既反映了他思考充满了学理性,同时在社会改造方面也彰显了他独树一帜的见解。由于个人爱好的差异以及不同的民主思想起源,使得张东荪对民主的认知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学人,也使得他对于宪政的主张与别人大不相同,由此形成对时局看法的分歧。置于宏观历史脉络中来看,张东荪在研究和分析民国时期问题时,不管是具体的社会发展问题还是相关的政治发展问题,往往都蕴藏着强烈的问题主导思想,经过不断的研究形成了自我的“论述空间”,这对于中国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极具借鉴意义。张东荪并不认同苏俄通过暴力进行革命的做法,而是希望通过没有流血冲突的民主改良实现变革,他对一党独大的国民党嗤之以鼻,强烈渴望实现自由平等。虽然在同期的民主主张中张东荪独的思想显得有些另类,但是殊途同归,他们都有着近乎相同的民主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