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强调了市场要与国家最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要重视中央的“顶层设计”和统一调控。国有企业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要在政府的实际引导下,发挥坚决贯彻执行政府决策部署的重要作用,其表现出的各种企业行为和活动,会体现出政府的意志和政策导向。在这种国情下,地方性国有企业成为了地方政府官员实现经济增长这一政绩指标的有力“帮手”。然而,有很多国内外学者认为,研究政企关系时,不能仅仅停留在政府行为的“表面层次”,应该更深入到政府官员的层次。政府本身是一个无法看透的“黑箱”,体现出的各种外在特征其实是作为内部个体官员的动机和行为意志的体现。因此,从根源上研究和理解政府行为,应当将关注角度推进到作为执政主体的官员身上,将研究从“政府与企业”深入到“官员与企业”。作为具有各种“利己”需求的“经济理性人”,政府官员们在进行社会资源配置时,通常会从自身的政治需求,特别是晋升需求出发,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中国的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行政功能,通常作为践行政府具体经济政策的中坚力量。在这种国情下,地方性国有企业成为了地方政府官员实现政绩指标的有力“帮手”,地方政府官员也会让自己所掌握的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流向国有企业。作为有效投融资手段之一的信贷资源,再分配时受到的政府干预会更强。一方面,在有地方政府“背书”下的国有企业进行信贷融资时,无论是信贷成本,还是信贷资源,都比民营企业有优势;另一方面,在我国以GDP增长速度为主要政绩考核指标的晋升体制下,银行信贷资源是地方主政官员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达成政治晋升目标的重要方式。当地方官员更替时,新任主政官员会有强烈的动机对银行信贷资源再分配进行干预,政治理念和个人执政特质也会对这种干预产生影响。因此,用地方国有企业的银行信贷行为,衡量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行为是具有一定理论支持的。目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当地的银行信贷资源再分配时,会进行有目的的引导、直接或间接干预,从而影响到地区金融配置效率,甚至滋生权力寻租和金融腐败现象。但目前学者们对地方官员的研究,局限在省级主政官员层面,较少有文献从地级市主政官员层面进行探讨。此外,当地方主政官员更替时,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和官员自身特征,不可避免地会对当地国有企业的银行信贷行为产生影响。基于以上逻辑,本文将视角从地级市政府深入到地级市主政官员,探讨地方主政官员变更、异质性与任期长短对国有企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以期为政府主政官员的“政治观”和“晋升激励”理论提供直接的证据。总体而言,文章突破了以往政企关系研究角度的“桎梏”,从官员与国有企业的视角考察了地方官员变更及异质性对国有企业银行信贷行为和信贷期限结构的影响;同时文章创新性地将已有的省级官员的研究拓展到地市级主政官员,并且对主政官员治理的研究从影响经济发展的宏观层面深入到企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微观视角,并提出建议:在实践上实现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应主要从增加地方官员的干预难度和弱化干预动力两个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