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关注的重点问题。21世纪以来,我国在关于发展乡村的问题上,相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乡村,乡村振兴战略。伴随着十九大提出了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然变成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发展乡村、找回乡村文明成为解决城乡之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突破口,乡村振兴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践者的关注。但大量、同质化的农村新居成为建设新农村的主要标志与成果,缺失对乡风、文化等内容的关注。此时艺术家开始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提出通过艺术发展的方式来进行乡村建设,同时关注乡村文明,重建乡村的传统价值。近年来也有不少艺术家通过现代艺术介入乡村或是传统艺术重回乡村的方式进行乡村建设,一时之间,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话题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将着眼于外来艺术力量进入乡村后,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产生的影响,探讨艺术家是如何介入乡村建设的?村民是否在艺术乡建的过程中建言献策,发挥作为“当家人”的主体性;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是否逐渐实现与当地村民的融合?其中,乡村政府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本文将以四川省蒲江县明月村的艺术乡村建设为研究案例,通过研究分析明月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建过程中外来艺术家、村民、政府三者之间的博弈与互动,探讨艺术家与村民之间是否形成融合与共生。研究发现,从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角度来看,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初期,村民是处于绝对弱势的一方,这一阶段主要是艺术家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在文化空间的完善阶段,政府角色逐渐向“沟通者”与“协调者”转变,政府与艺术家均通过由上至下与由下至上两种渠道获取村民的意见与看法,加上通过使用“非暴力反抗手段”(即缺席文化空间的活动),村民逐渐在博弈中获得一席之地。虽然目前明月村的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小有成效,相关文化活动也受到多方赞赏,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村民主体意识虽然“觉醒”,但仍旧处于朦胧阶段;在乡村建设中明显获利的村民将会成为高卷入度者,他们将会成为在博弈过程中村民的中坚力量,但对于隐形获利者而言,他们在文化空间与活动的建设中参与度低、存在感低;三是存在明显的艺术区隔,最积极参与文化活动的只是少部分的“文艺积极分子或工匠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