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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导致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恶化,报复性猎杀严重威胁到野生动物的生存。西藏棕熊（Ursus arctos pruinosus）作为青藏高原的伞护种（Umbrella species）,对于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三江源地区牧民与棕熊之间的冲突急剧增加,严重影响到社区对棕熊及其他野生动物保护的积极性,报复性猎杀对棕熊生存构成威胁。掌握人熊冲突基本特征、了解牧民认知与态度、识别人熊冲突风险区和冲突驱动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的人熊冲突缓解措施和棕熊保护对策至关重要。本研究于2017年至2019年在三江源地区治多县开展野外调研工作,对人熊冲突特征、牧民认知与态度、人熊冲突风险区、人熊冲突驱动因素以及防熊措施展开研究。研究首先设计了半结构型人熊关系调查问卷,基于问卷访谈对人熊冲突类型、空间分布、季节差异以及牧民对棕熊的容忍度进行了调查;其次,基于人熊冲突发生点位、地理环境因子、人为干扰因子以及棕熊生态学因子,利用最大熵（Maximum Entropy,Max Ent）模型和电路理论（Circuit Theory）模型识别了人熊冲突风险区和风险扩散路径,分析了人熊冲突风险区与环境变量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如何基于人熊冲突风险区实施空间差异化管控措施;第三,研究提出了人熊冲突驱动因素的假设,包括牧民生活习惯改变、棕熊觅食行为变化、棕熊自然食物不足以及棕熊种群数量恢复等,然后通过入户访谈、旱獭密度调查、棕熊粪便采集以及基于宏基因组测序的棕熊食性分析对假设进行验证,进而识别人熊冲突的主要驱动因素;第四,评估了当前防熊措施的实施成效,了解了牧民对潜在防熊措施的认知。主要研究结果和结论如下:（1）人熊冲突特征与牧民态度认知研究。青海省人熊冲突高发区主要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及其周边,包括治多县、囊谦县以及曲麻莱县。高达92.31%（n=288）的受访者经历过不同程度的人熊冲突,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牧民遭遇棕熊致害的频率高于国家公园外。棕熊典型致害类型为入室破坏,财产损失类型以门窗、家具以及生活用品为主。棕熊相比狼和雪豹造成的家畜损失更少,其主要捕食对象为羊。夏季为棕熊入室破坏和伤人的高发季,秋季为棕熊捕食家畜的高发季。受访者年龄（χ2=10.089,P=0.001）、房屋受损经历（χ2=12.596,P<0.001）以及补偿满意度（χ2=14.521,P<0.001）是影响受访者对棕熊容忍度的关键因素,年纪较小的受访者对棕熊的态度较年长者更为消极,经历过棕熊入室破坏的受访者对棕熊的容忍度更低,大部分受访者能够容忍棕熊捕食散养家畜,但难以接受棕熊入室破坏和伤人。（2）人熊冲突风险区识别。Max Ent模型识别出治多县人熊冲突风险区总面积为11577.91 km2,其中高、中、低风险区面积分别为1133.24 km2、4811.66 km2、5633.01 km2。根据Jackknife检验结果,对风险区贡献率最高的5个环境变量为LUCC（34.1%）、人口密度（31.4%）、NDVI（10.4%）、到河流距离（10.1%）、到湖泊距离（4.8%）。50.43%的风险区分布在海拔4600-4800 m之间,58.31%的风险区分布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内,高风险区则主要分布在与国家公园毗邻的多彩乡,占高风险区总面积的45.26%。Circuitscape Theory模型识别出风险扩散路径呈东南-西北走向,连通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内外。强电流风险扩散路径主要分布在索加乡东部和多彩乡东南部,多条风险扩散路径在多彩乡东南部汇合。强电流风险扩散路径主要分布在高风险区和中风险区的高寒草甸上。（3）人熊冲突驱动因素。人熊冲突驱动因素与牧民定居方式、棕熊觅食行为和棕熊数量恢复有关。自定居点建立以来牧民习惯将过冬给养储存于定居点内,棕熊逐渐学会了利用无人照看的定居点内的食物。88.78%（n=277）的受访者有季节性转场习性,而大部分定居点在夏季无人照看（n=262,83.97%）,增加了棕熊入室破坏的概率。虽然当前91.35%（n=285）的受访者不再将食物储存于无人照看的定居点内,但由于没能妥善处理房屋周边的家畜尸体和生活垃圾,棕熊仍频繁前往定居点附近觅食。在棕熊粪便样品中（n=21）野生动物出现的总频次占比最大（51.11%）,其次为家畜（21.11%）、植物（20%）以及定居点内的食物（7.78%）;单个物种出现频次位居前5的是藏羚羊（n=17,80.95%）、旱獭（n=13,61.09%）、蒙古韭（n=8,38.1%）、绵羊（n=7,33.33%）以及狗（n=7,33.33%）,单个物种最大丰度值位居前5的是旱獭（a=0.60）、绵羊（a=0.49）、牦牛（a=0.44）、青稞（a=0.41）以及鼠兔（a=0.25）;旱獭和绵羊出现的频次和丰度均较高。旱獭数量逐年递增,旱獭密度对棕熊取食人类食物无显著影响（P=0.329）;到石山的距离（P=0.022）和到定居点的距离（P=0.040）是影响棕熊取食人类食物的关键因素,表明棕熊倾向于前往距石山较近的定居点附近寻找人类食物。在过去10年里棕熊数量有所增加（n=217,69.55%）,人熊冲突加剧可能与棕熊数量恢复存在一定联系。（4）人熊冲突缓解措施实施成效评估。记录到当前已有人熊冲突缓解措施16项,96.47%（n=301）的受访者同时使用多种防熊措施。访谈结果显示,保护过冬给养的有效措施是转移（n=249）,保护定居点的有效措施是让人照看（n=13）,保护散养家畜的有效措施是使用传统放牧方式替代半传统放牧方式（n=30）和在牦牛身上捆绑太阳能音响（n=8）。太阳能路灯对棕熊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对于保护家畜、房屋以及人的效果明显（n=28）。以电围栏为代表的新技术措施防控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是光伏电池电压不稳和地线安装不当（n=4）。大部分受访者期望引进防熊铁皮箱（n=297,95.19%）、修筑水泥墙（n=295,94.55%）以及提升电围栏防控技术（n=257,82.37%）来保护财产,58.33%（n=182）的受访者建议使用防熊喷雾来保护人身安全。71.79%（n=224）的受访者对当前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方案不满,其原因是案件定损较为复杂、补偿金额较少、赔付延误且棕熊入室破坏定损成功率低,其期望补偿方式依次为现金（n=246,78.85%）、商业保险（n=39,12.5%）、粮食（n=17,5.45%）、其他（n=1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