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五年以来,西部十二个省区市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各地区经济活动中资源的集聚程度和经济增长之间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随着克鲁格曼创立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区域经济活动中各种可流动性资源的集聚的相关分析逐渐成为解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角度之一。现实经济中,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各种资源的空间流动为基础,从而形成经济发展-资源集聚-经济发展循环上升式的自我可持续发展机制。在市场或者政府的引导之下,各种资源在西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不仅可以优化整个西部经济的空间结构,而且通过各种资源在同一地区的耦合、集聚,能够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现状表明,无论在人力资源、资本资源,还是科技资源等可流动性资源的分布上,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都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是相对落后。系统研究各种资源在西部区域之间的集聚现状,分析不同资源的集聚差异,提高各地区的资源集聚能力,是把握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融合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使关于资源集聚能力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经验,经过实证检验不仅可以丰富现有研究成果,还可以为区域资源集聚能力的提高和区域经济的加速发展提供政策借鉴。本文以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着眼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资源的集聚过程,从人力、资本和科技等方面建立了衡量区域资源集聚能力的指标。结合西部十二个省区市1999年至2013年间各种资源实际的集聚状况,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利用拓展的C-D生产函数,通过因子分析、计量分析等方法,实证检验了西部地区各种资源的集聚效应,揭示了西部地区各种资源的集聚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第一,利用因子分析法,从经济实力、人力资源、资本资源、科技资源和非经济因素等五个方面构建了衡量区域资源集聚能力的指标体系,并实证衡量了西部各省区市2013年的资源集聚能力。结果表明,四川省在西部各省区市中的资源集聚能力最为突出,是整个西部地区的资源集聚中心;陕西省、重庆市、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资源集聚能力紧随四川省之后,说明这些省区市具有一定的资源集聚能力但并不突出,是西部地区的资源集聚次中心;而西部其他六个地区,区域资源集聚的表现不明显,地区经济的发展尚待提高。第二,基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C-D生产函数,将其扩展为人力、资本和科技等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根据西部十二个省区市资源集聚能力的衡量结果,选择六个区域资源集聚能力显著的地区,利用其1999年至2013年之间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西部不同区域内的各种资源的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各种资源的集聚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不同地区之间、不同资源之间,其集聚程度表现出的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应根据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大小,合理加强所对应资源的吸引力,以求其集聚效果的放大,促进地区经济循环上升式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的创新点简单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新常态经济形势下,探求西部地区资源集聚能力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助于发掘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地区资源集聚能力,加快地区经济增长,资源集聚能力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循环上升;(2)构建了更具综合性的有关区域资源集聚能力的指标体系,涵盖了人力资源、资本资源和科技资源等多方面,内容更加全面;(3)基于传统C-D生产函数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将劳动力和资本两个因素替换为人力资源集聚、资本资源集聚和科技资源集聚等三个因素,验证了各种资源的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揭示了不同区域之间、不同资源之间的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各地区应根据资源集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来增强所对应资源的集聚能力,从而实现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