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民营经济已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保障劳动就业和推动技术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民营经济的发展依旧面临内外部的诸多障碍,一方面,融资难融资贵、市场准入、税费负担等问题一直制约着民营经济;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在经济高增长阶段粗放式的发展致使无序扩张、负债过高,以及在信用、质量上存在的不合规不合法的问题,均对民营经济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在经济转型期,如何更好的推动民营经济从高速发展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话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国企改革的重点内容,其实混合所有制不单只针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存在非控股国有股权也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形式。《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就明确表示,“鼓励国有资本入股非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战略合作、资源整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同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国有股权入股民营企业涉及“国进民退”的争论所以饱受质疑。因此,民营企业是否需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如何进行股权安排是一个亟待证实的话题。股权结构是企业核心制度安排,对公司治理水平产生重大影响。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是一种重要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一方面,不同性质的股权共存于同一企业更容易形成有效的股权制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同时能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国有股权和民营股权在资源优势方面能够形成互补,国有股权由于同政府有更紧密的联系,更容易获得资金资源和政策支持,而民营股权由于对市场高度敏感和经营灵活性高,更能够捕获商机。已有关于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形式的研究,多从非控股国有股权的资源作用进行分析,认为国有股权是一种制度层面上的政治关联机制,比民营企业家参政形成的表面上的政治关联更为直接有效,它使企业与政府之间形成“共生关系”,给企业起到声誉担保作用,向外界传递企业实力的信号,降低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同时还能为企业提供一种隐形的政府担保,这些都能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和信贷资源。然而,鲜有文章考察非控股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根据股东关系理论,股东间的合作与冲突将直接影响企业未来的决策与发展,从合作的角度,国有股权能给民营企业带来稀缺资源;从冲突的角度,股东间利益的差异能形成股权制衡,改善公司治理水平。为此,有必要更全面的分析非控股国有股权带给民营企业的治理效应。投资是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通过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能够更系统的认识非控股国有股权的治理效应。因此,本文选取创新水平、企业并购和投资效率三种最主要的企业投资衡量指标作为研究视角,基于企业所有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对非控股国有股权的治理效应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选取2007-2018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非控股国有股权对企业创新水平、企业并购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从创新水平来看,非控股国有股权能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创新水平,且这一提升作用主要集中在发明专利申请数,对非发明专利无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效应在高新技术行业、国有股权层级更高的企业和民企出身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发现,非控股国有股权在提高研发投入的同时,也显著提升了发明创新效率。考察作用机制发现:一方面,非控股国有股权带来的资源作用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使企业敢于投入创新;另一方面,非控股国有股权通过投资于同一行业的其他企业能为当前企业带来行业经验和行业资源,从而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从并购来看,非控股国有股权能够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并购次数,同时提升所选并购项目的并购绩效。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国有股权层级更高的样本、在民营企业出身的样本以及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中,通过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非控股国有股权能够发挥股权制衡作用抑制关联并购和无关多元化并购,且促进企业在并购中获得更多资源支持,最终提升了民营企业的并购绩效;此外,随着非控股国有股权持股比例的上升,并购绩效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第三,从投资效率来看,非控股国有股权能显著降低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总体提升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股权层级分类和政府干预分类的样本中,上述效应在高层级和政府干预弱中更为显著;在民营企业出身分类的样本中,针对投资不足并未产生显著差异,而针对投资过度在民企出身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中,通过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非控股国有股权带来的信贷资源和行业壁垒资源能缓解民营企业的投资不足,同时还能通过减少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的代理问题来降低投资过度;此外,随着非控股国有股权持股比例的上升,投资不足并未表现出“U”型关系,而投资过度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从整体而言,本文的贡献和创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构建了非控股国有股权治理效应的分析框架。本文将企业所有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融合在一起,系统的解析了非控股国有股权治理效应产生的机制,并考察这一治理效应如何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已有研究多将民营企业中的国有股权作为政治关联机制对待（宋增基等,2014）,忽略其作为异质类股东所发挥的治理作用,本文将非控股国有股权所发挥的资源作用和治理作用统一起来作为治理效应,不仅从理论上分析治理效应的作用机理,还从实证上证实了治理效应的存在和影响路径。第二,本文扩展了混合所有股权结构经济后果的研究,已有关于混合所有股权结构的研究多是针对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从企业绩效、现金持有、并购效率、企业创新和投资效率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马连福等,2015;杨兴全和尹兴强,2018;逯东等,2019;陈林等,2019;任广乾等,2020）。鲜有的几篇关于民营企业混合所有股权结构的文献考察了对融资约束、企业绩效和创新投入的影响（宋增基等,2014;陈建林,2015;郝阳和龚六堂,2017;罗宏和秦际栋,2019）。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关注民营企业中非控股国有股权对企业创新水平、企业并购和企业投资效率三类重要投资行为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全面认识混合所有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及其经济后果。第三,本文丰富了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研究,基于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期的特殊制度背景,考察非控股国有股权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为特殊的股权结构影响企业投资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在影响路径方面,针对创新水平,首次从国有股权的行业联结作用入手分析对创新产出的影响,认为投资多个同行业公司形成的行业联结能为民营企业带来行业经验和技术,对揭开创新投入到创新产出的转化机制进行了有益的补充;针对企业并购,认为国有股权发挥的治理作用能降低企业的关联并购和无关多元化并购,整体降低并购次数;针对投资效率,认为国有股权发挥的治理作用可以缓解企业投资过度。通过路径分析,能够更全面认识非控股国有股权影响投资行为的合理性。第四,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近年来,政府虽多次倡导从多方面助力民营企业发展,但资源是有限的,合理公平的制度建立还需要漫长时间,此时国有股权选择部分重点民营企业参股,既能给民营企业带来发展所需的资源,又能改善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同时还能扩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本文从投资的视角证实了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是双赢的选择。鉴于此,相关政府机构可以出台相应政策积极引导民营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但国有股权持股比例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以免对企业形成过多的政治干预,保持民营控股股东对经营管理的最终决策权。不同类型的国有股权背后的资源也存在显著差异,在制定政策规范时要有所区分,低层级的国有股权以投资盈利为主,高层级的国有股权以扶持发展、提高影响为主。此外,要想实现异质类股东的相互制衡和优势互补,国有股权应尽可能派遣董事进驻董事会,从而更好的发挥国有股权的优势,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