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普惠金融,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普惠金融的重要性,会议期间“数字普惠金融”（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DIF）概念的提出以及由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制定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把普惠金融事业推向新的高潮。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成为未来全球普惠金融事业的有力手段和可靠路径。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深入,我国移动互联网覆盖率的提高、智能手机的普及,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技术、云计算、分布式计算等前沿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应用,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结合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低收入等金融弱势群体信用评估难度大、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交易成本,扩大了普惠金融的服务范围,实现了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数字金融作为一种全新的金融业态,在我国不断生长,它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人们的消费支付习惯、投融资方式,第三方支付、消费金融、P2P、供应链金融、线上理财、智能顾投等新兴产业获得蓬勃发展。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为描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本文从两种路径出发:一是传统的金融中介机构借助数字技术进行的转型与创新。二是新兴数字科技企业利用互联网平台在金融服务方面的创新与发展。为了定量测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北京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课题组制定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但是由于其制定时间短,调查数据缺乏,该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少,关于影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更是缺乏。本文以此为落脚点,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整合相关数据和现有文献,结合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产生的原因和两大发展路径,总结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特征以及影响因素。并根据2011-2018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影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各因素的影响效应,最后结合检验结果以及实际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给出促进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适当建议。实证检验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存在明显的东西部地区差异,近几年使用深度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贡献作用明显增大,成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驱动力。同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道路密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网络覆盖率、受教育程度、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程度、科技创新水平均会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产生显著影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存在倒“U”型,其他变量均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产生正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