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要在中国彻底消除贫困的一年,随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期限的接近,分析研究中国在农村地区解决性别平等与教育公平所付出的努力就显得极为重要。通过对妇女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发展进行必要的分析,作者认为在百年王朝统治时中国妇女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社会认可和人类认知,包括无法获得任何类型的教育以及劳动保护。但从1949年起可以明显看出妇女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明白妇女不仅可以成为帮助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劳动力,同时也作为后代的养育者和教育工作者,政府将更愿意接受性别平等的政策,并赋予妇女在各个方面走向独立的能力。因为在所有社会经济方面,城乡之间的差距巨大,而且由于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需要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所以从1979年开始,中国正式与联合国系统,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行合作,并在后来又与其他机构或组织合作,包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尽管接受着外国援助,中国政府将秉承着“互补性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应遵循现行的国家政策和目标,从而促进独立性,而不是像一些其他国家一样遭受和应对着对于援助惯有的依赖。在决定致力于性别平等和教育公平之后,中国和联合国的专家收集了数据,设计了援助计划,并直接前往云南,甘肃和广西等地区,更有效地为需要完成小学和职业教育的社区,家庭和女童提供帮助,并向这些女童以及当地政府官员提供了所有必要的帮助和指导,以彻底改变对于妇女和教育的父权制态度。这三个计划取得了成功,不仅改变了当地家庭和整个地区的观点,而且还由此成为邻近的省市的榜样,甚至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成功的典范以及提供了强有力的信心,并极大的塑造一个更好的国际形象。从那时起,不同的联合国机构和项目对增强中国妇女的整体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充当了性别平等新领域的传播者。当时由中国政府提出的观点对于中国女权主义研究者和活动家提出了较高的政治意识形态要求。而联合国机构和项目直接帮助了妇女和家庭改变其对妇女角色的意识形态根源,为诸如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中国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必要的战略和技术的支持,以更好地解决与性别平等有关的所有问题,包括教育、卫生以及劳务。在他们的支持下,中国政府希望深刻地修改法律,增加新的条款以代表和捍卫妇女的婚姻,健康,劳务和教育,同时也意识到并接受中国妇女的愿意改变他们个人和专业方面的现状。因此本研究希望证明,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改善农村地区的女童教育以及增强妇女整体权利方面取得了更好以及更快的结果,是因为中国在早期将外国援助定位为互补角色的国家政策,以及与联合国的项目计划进行了更为紧密和全面的合作。即使在国内和国际上仍然存在着挑战,包括由于中国的”新兴大国”地位,以及中国和联合国对某些概念的理解差别很大,比如人权及其如何涵盖性别平等,这使得中国得到的外国援助有所减少。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完美的研究案例和范例,展现着新兴的经济实力如何能够克服社会问题所带来的困难的,改善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和人类安全,这在西方看来是无法实现的。同时中国也稳定承担着新兴的大国和对外援助援助国的角色。最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希望中国指导,或者说教导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外国援助,例如国家政策的互补性原则以及避免依赖捐助国的必要性。最后,中国本身成为一种影响力,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同时对传统的援助国也产生了影响,这是因为中国创造了一套新的管理和接受外国援助的模式,而这需要在学术界再进一步地研究和综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