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部落之间的交往互动是叙利亚历史进程中未曾中断的一条主要线索。叙利亚地区已知最早的本土国家埃勃拉城邦,便是由史前部落社会的高级形态哈拉夫酋邦在资源富集、地区间贸易等因素的影响下逐渐演化而来。早期国家形成之后,叙利亚的史前部落并没有消失,他们成为与国家对等存在的非国家社会,与叙利亚的早期国家展开了和平交融、武力对抗以及取代同化三种形式的人类交往。从赫梯古王国征服叙利亚开始,随着古代国家的不断扩张,部落逐渐丧失了与国家的对等地位,并最后转化为经常处于国家宗主权和霸权之下的次国家社会。作为次国家社会的部落仍然在叙利亚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既是叙利亚国家和文明建构的重要参与者与利益攸关方,也是帝国、王朝、殖民地等不同类型国家重要的交往对象。1946年,叙利亚民族国家脱离法国殖民统治独立建国,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叙利亚国家和部落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然而,独立初期的叙利亚现代民族国家是典型的弱国家,部落则是叙利亚乡村地区大多数阿拉伯人的社会组织形式。相较于松散的民族国家政治体系,叙利亚阿拉伯部落有着严密社会组织层次,其社会组织层次由内向外可以被划分为家族、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五层,并且越是接近基础的层级其凝聚力就越强。除此之外,阿拉伯部落还拥有“不受侵犯的部落身份和荣誉”,“部落首领的权威性”、“不产出剩余的经济生产方式”以及“小范围集中和封闭性的社会文化”四个典型的部落文化特征。在地理分布上,叙利亚阿拉伯部落的足迹也极为广泛,其囊括了叙利亚东部的巴迪亚、贾兹拉以及南部的豪兰三大地区,并拥有数十个实体数百万之众的庞大规模。叙利亚民族国家建立后,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认为阿拉伯部落的独立身份和自治权对民族国家建构不利。同时,他们视阿拉伯部落为需要消灭的前现代社会。因此,在民族国家早期建构的三个主要历史时期,即议会民主制时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时期以及复兴党执政初期,叙利亚民族国家均倾向于通过强制政策吞噬阿拉伯部落的社会结构。随着民族国家能力的由弱变强,国家对部落的吞噬逐渐由理念转变为现实。不过,民族国家最终发现,其难以消化部落社会的顽固结构,并且过度吞噬部落社会的一个结果是国家开始面临一个日益严峻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1970年“纠正运动”之后,叙利亚形成了以哈菲兹·阿萨德为领袖的强威权体制。不同于传统民族主义精英的做法,在强威权体制下,国家放弃了建国初期对阿拉伯部落社会采取的强制性政策,并转而以一个温和且系统化的融合性政策取而代之。在这一背景下,叙利亚国家与阿拉伯部落首先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三个层面上实现了和解;其后,国家与阿拉伯部落逐渐在复兴党系统、军队系统以及人民议会三个框架内完成了政治整合。最后国家还与阿拉伯部落展开了功能主义合作,并以之改善了自身的地缘政治环境,抵制了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思想,管控了库尔德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2000年,叙利亚形成了以巴沙尔·阿萨德为领袖的弱威权体制。为了应对叙利亚威权体制的中期危机,巴沙尔政权逐渐淡弃了国家承担的部落责任,转而收缩为一个面向“有用的叙利亚”且高度精英化和阿拉维化的新政权。作为对国家疏远部落的回应,叙利亚的阿拉伯部落开始自主寻求利益并多次引发冲突。与此同时,宗教及其附属品教派主义借机填补了国家权力收缩后留下的真空,开始在叙利亚部落地区崛起,其结果是叙利亚部落地区出现了什叶主义与萨拉菲主义交替勃兴的局面。而这一局面使叙利亚部落地区成为了教派冲突与大国博弈的前线。2011年叙利亚危机率先爆发于阿拉伯部落集中的豪兰地区的重要省份德拉,并呈现出外围对抗中心的态势。其原因在于国家对阿拉伯部落利益的损害以及长期性的歧视与边缘化政策。危机爆发后,叙利亚阿拉伯部落在政治与军事层面上出现了新一轮的分化重组。一些反政府的阿拉伯部落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和政治组织,他们成为叙利亚反对派的一面旗帜并被外界视为自由派部落;一些亲政府的阿拉伯部落在巴沙尔政府的接触与授意下,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和附庸于政府的政治机构,他们被外界视为建制派部落。随着叙利亚危机的深入发展,在叙利亚部落地区,国家秩序趋于瓦解,这种瓦解一度使当地的阿拉伯部落面临叙利亚建国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东部部落地区快速崛起,它通过向叙利亚部落地区提供替代性国家职能以及政治恐吓两种方式吞并了阿拉伯部落的大量有生力量。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和演进的全过程中,叙利亚国家和部落逐渐重新认识了对方的社会意义。以巴沙尔政权为核心的国家认识到阿拉伯部落在叙利亚危机中的建设性意义。阿拉伯部落特别是那些自由派的反政府部落也日渐发现他们不仅属于部落,也是叙利亚人民革命的一环;同时,他们还发现,国家秩序与职能对自身生存具有的重要意义。叙利亚国内和解前途已经包含着叙利亚国家与部落关系的全面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