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发生的重庆公交坠江事故引起热议,不少法律相关人士提出此事件为承运人违反保护义务所致。而所谓的承运人保护义务制度,正是一个我国明文规定但缺乏具体适用标准、以致学理及实务中尚存问题的制度。我国司法裁判现阶段通常只强调对乘客固有利益的赔偿,故有反对者认为,正是这种空泛规定导致了合同保护范围往固有利益方向急速扩大,乃至丢失了合同法维护履行利益的基本属性。同时,我国在合同责任及侵权责任的立法规定上存在“大侵权责任法+大合同法”现象,导致承运人保护义务与侵权责任法中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概念上部分重合,实务中亦对此存在混淆。另外,司法实践中在处理承运人保护义务相关问题时,将责任竞合理论进行“模板化”使用,不能合理考虑具体情况的同时,不符合学界对保护义务所涉责任竞合问题“不得传统化处理”的学术观点。且域外对此类问题,亦倾向于“追求非竞合的处理方式”。以上的问题,都可以总结为承运人保护义务制度本身,有待完善。合同责任范围扩张已成为现代民法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这一观点在域外得到了普遍承认,故通过完善承运人保护义务制度并合理控制其保护范围的扩张、使其合理弥补侵权责任法之不足,远比否认合同扩张现象更有意义。同时,将承运人剥离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主体范围,也是在侵权责任法领域里完善这一制度的方式。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对安全保障义务概念上的修正,关闭承运人保护义务可能被解释为安全保障义务的通道,可使承运人保护义务与侵权责任法的界限得以明晰。而在面对责任竞合问题时,域外已趋向于从传统的责任自由竞合向限制性的责任竞合甚至单一合同责任的周全保护方向上转变,故我国可以考虑结合现有的继受程度,分层次地适用责任竞合理论,修正以往不分情况“统一适用”的现象。同时,在完善承运人保护义务制度时,还应厘清其理论基础、义务范围及具体的归责方式,这样有助于承运人保护义务制度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