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主观要件的证明一直困扰着司法实践,控辩双方围绕着主观要件争论不休,而且当事人也往往当庭翻供,给庭审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笔者试图通过对受贿罪主观要件的分析,寻找一套能够便于操作的主观要件证明困难的解决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受贿罪主观要件证明困难问题。具体而言,本文第一章主要论述我国当前受贿罪主观要件的证明困难及立法、司法现状,认为我国当前在受贿罪领域频频发生翻供现象,主要原因在于侦查机关为了侦破案件而违法取证,以及滥用推定制度。而随着收受礼金罪并未在《刑法修正案（九）》中通过,但却暗含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并且将事后受贿与部分收受礼金行为直接界定为受贿罪,并且按照受贿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有欠妥当。第二章从当前的现状出发,通过对事后受贿与“感情投资型”受贿进行分析,认为这两种情况符合间接故意型受贿的条件,却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纳入到刑法规制,而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部分行为纳入到传统受贿罪处罚的范围,但笔者觉得这样的纳入有欠妥当,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笔者认为应当以刑法从新规范,引入间接故意型受贿,并且分析我国受贿罪现有阶梯罪名,认为当前受贿罪阶梯罪名不利于主观要件的证明。第三章通过以上的分析,提出建议以行为者主观要件作为区分标准,构建受贿罪的阶梯罪责,主要包括索贿罪、直接故意型受贿罪、间接故意型受贿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