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户籍制度的松动,城乡收入差距的利益驱动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非农就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改变了农村的传统人地关系,兼业行为使得农地利用效率的下降,抛荒撂荒现象时有发生。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均分土地带来的零散化小农生产方式,亦不能适应当下日益激烈的农业国际竞争。自1984年开始,我国土地政策逐步放开,从禁止农地流转到允许农地流转,从探索尝试流转到鼓励支持农地流转。国家通过农村土地产权分置改革,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鼓励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农地流转中介服务等一系列举措推进农地流转。通过农地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零散、低效、落后向现代、集约、高效、先进的转变,已成为政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共识。近年来,我国农地流转规模和速度快速提升。截止2016年,全国家庭承包农地流转面积3193万公顷,农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35.1%。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上海、江苏、北京、浙江的农地流转率高达74.8%、60.2%、60.0%和53.8%。与之相对,作为经济欠发达的传统粮区吉林省农地流转却较为迟缓。据吉林省地方农业经营管理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吉林省农地流转面积1368千公顷,占农作物耕种面积的24.10%,低于全国11个百分点,并呈现出流转规模小、流转时间短,流转不规范等特点。吉林省西部地区是吉林省重要的粮食产区,也是吉林省自然生态较为脆弱的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农业人口比重高,农民收入普遍偏低。该地区不仅承载着生态环境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使命,同时肩负着粮食主产区改革开放、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任务,面临着稀缺农地有效利用和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多重压力,推进农地流转十分必要。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吉林省西部地区进行了农村入户调查并获取631份样本数据。通过吉林省西部地区农业生产和农地流转实际调查发现:吉林省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较高,农业种植结构比较单一,玉米占绝大比重。农民参与非农就业比重小,农村依然含蓄大量剩余人口。吉林省西部地区农地流转率低于吉林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农地流转供给大于需求,粮食收益增量有限和农地流转需求不足导致农地流转困难。流转的农地以出租为主,周期短,农地流转交易双方主要来自同一村落相熟农户之间,口头协议多,正规契约少,农地流转处于较低发展水平。针对吉林省西部地区农地流转滞后的现实,本文利用逻辑回归模型对吉林省西部地区农地流转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主体个人特征(年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心理特征(收益预期、政策认知)、家庭禀赋特征(收入结构)和流转环境特征(流转风险、交易成本、经济水平)等变量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同时,本文利用DEA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对农地流转的经济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实农地转入可以显著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农地流转(转入农地、转出农地)对吉林省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显著。当前吉林省西部地区农村人口较多,土地观念较强,地方经济欠发达,农地流转将是一个长期持久的过程。为此,本文在实地调查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推进吉林省西部地区农地流转的对策建议:充分重视教育作用,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强化农民就业能力;探索流转补贴机制,鼓励农户流转土地;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农民政策认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弱化农民土地依赖;加快农地确权工作,降低农地流转风险;完善流转中介服务,减少流转交易成本;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引导农民非农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