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对全球金融周期的广泛关注是基于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和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而展开的。自次贷危机爆发后,尤其在核心国美国货币政策转换下,全球资本流动的异常波动随之带来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和金融杠杆率大幅度波动,形成了全球金融冲击,并在金融加速器效应作用下影响各国的宏观经济波动。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美日欧为代表的核心国再次开启量化宽松政策,自此,核心国货币政策实现了由“常规-非常规-常规-非常规”的转换,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和频率显著加大。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金融和经济日益全球化。在此期间,中国同样经历跨境资本大幅流入到逆转、资产价格暴涨到暴跌、人民币由升值到贬值压力、金融高杠杆到债务违约激增等金融冲击。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也承受巨大压力。因此,关注全球金融周期特征,探寻其与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关系,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重大议题之一。本文采用2000-2020年的季度数据,结合核心国货币政策的转换解读全球金融周期,进而分析全球金融周期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首先,本文整理了基础理论,厘清全球金融周期的形成机理,梳理跨境资本流动的推拉框架,作为下文指标构建与选择的依据。其次,本文基于G7与金砖五国2000-2020年的季度数据,根据全球金融周期的来源与表现形式选取变量构建动态因子模型,来衡量全球金融周期,并结合核心国货币政策转换解释周期规律。最后,本文基于资本流动的推拉框架选取变量,采用MSVAR模型分析全球金融周期对中国跨境总资本流动的非线性影响,同时对资本总流入与总流出之间的异质性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全球金融周期与核心国货币政策有明显关联性,核心国货币政策的转换带动全球金融周期,常规货币政策向非常规转化会带动全球金融周期扩张,而非常规向常规转化则引导全球金融周期收缩。M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全球金融周期对中国双向资本总流动均有正向影响,但该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全球金融周期而言,其收缩期的影响大于扩张期。对中国双向资本总流动而言,资本总流入受到的影响大于资本总流出受到的影响。因此,中国应该密切关注全球金融周期特征进行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通过合理的有差异化的资本流动管理来对冲日渐频繁的外部冲击,以便更好维护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