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在制度变迁的背景下，讨论当代社会中的个人地位获得和职业流动，比较其中的差异性和影响因素。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针对的问题是，对于原本具有相同社会地位的个体，在面对同样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为什么会呈现出不同的流动现象和地位差异，即俗话所说的“同人不同命”现象。本文创新性地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以一个基层体校的教练员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个案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于这个群体在体育制度改革过程中的社会流动进行了实证研究。 经过文献回顾与梳理，本文认为，前人的经验研究为本领域提供了大量的积累，尤其是地位获得模型、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以及中国社会流动的本土研究，确立了很多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但是其对定量分析方法的依赖，会导致理论的工具理性化倾向，且在经验中无法解释一些具体的问题。同时，已有的文献缺乏对于社会流动的阻碍机制的研究，尤其没有注意到具有反功能的社会因素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本文确定了研究的架构和设计，以“结构-行动”的整体性框架来考察制度变迁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选择了六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对他们进行了比较分析，分别从单位组织的变迁、社会资本的运用、运动员的经历和主观认知的差异四个方面，来探讨制度变迁对于职业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的影响。经过讨论，本文发现了反功能的存在，并通过引入“生活世界”的概念，解释了原有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中的一些差异，并在实证资料中得到了验证：正是由于制度变迁与个人行动之间存在着生活世界的连接，而正是由于制度改革对于生活世界产生了差异性的影响，从而对个体行动者产生了反功能，最终导致了不同的社会流动的结果。但是，本文在社会流动中的研究仅仅只是论证了“生活世界”的存在，缺乏进一步的分析，还存在着不足与缺陷。因此，本文属于探索性的研究，并在最后对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思考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