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表明,高效包容的城市化对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至关重要。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城市化取得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也存在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出现了城乡二元分割和城市内部二元分割并存的“双重二元分割”现象。城市政府使用户籍政策限制人口流入城市,尤其是针对低技能群体,同时,在城市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间实施歧视政策。这些限制性和歧视性政策造成人口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加剧城乡不平等,也造成城市内部不同群体间的社会隔离。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集中带来的巨大收益——城市集聚经济,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动力。那么,为何中国会出现抑制城市规模发展的政策呢?传统观点认为,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负面冲击是主要原因。该观点着眼于城市规模扩张产生的推力,却忽略了拉力视角:为什么城市集聚没有产生足够的经济收益使得城市政府和户籍居民接受外来人口?主流的城市集聚理论建立在对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发达国家城市研究的基础上,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过去40年一直处于转型过程中。城市集聚经济并非产生于真空之中,需要适宜的制度环境。无形的环境,如城市的激励和组织等因素,会影响人们的交流和互动行为,进而影响给定集聚模式产生的外部经济强度。理解市场化转型对城市集聚经济的影响,能够加深对城市集聚经济形成条件的认识,有利于从宏大的转型背景去认识限制性和歧视性政策的出台和维系,有助于削弱或取消户籍政策后缓解矛盾和压力政策的制定。本文旨在探索中国市场化转型对城市集聚经济的影响及可能的影响途径。结合模型推演和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从总体效应看,城市市场化水平对其集聚经济强度产生了正面影响,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城市,集聚经济越强。第二,市场力量的壮大会迫使城市政府提高基础设施质量,从而提高城市集聚经济。第三,城市市场化水平的改善同时提高了本地居民的集聚经济和外来移民对本地居民的外部经济,后者意味着市场化能够弱化户籍歧视政策引起的城市内部二元分割。第四,由于低发展水平下城市集聚引发创新资源流失效应,市场化转型引起的城市集聚经济增强抑制了技术创新,低发展阶段下二者存在权衡关系。针对城市化过程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本文的主要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决策者应该从转型动态的视角看待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城市病”,而不应该简单地把外来人口流入和城市规模扩张看成洪水猛兽。第二,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而非限制性和歧视性政策,来缓解人口流入可能带来的矛盾冲突,前者通过增强城市集聚经济产生长期利益,后者短期有效却长期危害巨大。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理论视角上,不同于产业多样化、专业化和产业结构等既有视角,本文探讨城市集聚经济的制度基础,能够深化对城市集聚经济形成条件和影响因素的认识;在研究方法和数据上,使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等前沿的计量方法和手工搜集城市专利数据。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市场化转型影响城市集聚经济的机制和路径有待于继续深化;有关移民和技术创新的数据有待完善和提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