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的绵延发展中,无论是在古希腊城邦的民主体制之下还是在近现代西方国家的代议制体制之下,公民参与都被视为人类政治发展的宝贵政治财富并被赋予了诸多褒扬的光环,这一问题一直也是国内外学者及理论家们探索和研究的热点内容之一。而在关系到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则既能够提高政策的合法性又能够实现政策过程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作为政策过程的第一环节,公共政策议程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决定了何种问题能够博得公共管理者的青睐并被纳入到正式的政策程序之中。因此,政策议程中的公民参与往往是提升社会整合能力与实现社会和谐的决定因子。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为依据并以公民参与理论为视角,本文以当前中国社会所处的加速转型期的背景为出发点,探讨了在现有政治生态环境下如何推进政策议程中的公民参与问题。本文认为,就工具理性而言,公民参与可能存有提升政策成本、降低政策质量及异化公共利益等潜在危害；而就价值理性而言,政策议程中的公民参与则可以降低公共政策失误、打破政策“垄断”并提升政策的合法性。总之,公民参与的消极影响是可以被消融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健全、教育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公民社会不断成长,这些政治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在为公民参与搭建平台的同时也为社会的转型以及政策范式的转移准备了充足的条件。而在这一过程中所凸显的社会分层与分化、社会流动及社会冲突等问题都成为影响转型期政策议程中公民参与的“无形之手”。面对议程设置中公民参与所存有的诸如非制度性缺陷、信息不对称、常态化的“精英内输入”机制、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法制建设落后等问题极有必要构筑中国独有的公民参与模式。由此,本文站在政府与社会关系互动这一逻辑起点上,将政策议程中公民参与的着力点归纳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公民参与能力与参与制度建设和政府议程、公众议程与媒介平台的“三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