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冯唐的《飞鸟集》译本。但这部泰戈尔的经典诗集最新译本一经问世,便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原因在于最新版本中,译者不仅用词大胆不羁,而且与之前广为流传的郑振铎的译本以及《飞鸟集》原文的风格都存在着一定差距。甚至有读者评价这部作品“充斥着荷尔蒙的味道”,类似的差评持续发酵,最后出版社迫于压力,不得已于同年12月宣布此作品下架并将其全部召回。而这件事也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与思考,即为何经典名著的复译本会遭受如此待遇,冯唐的译本到底与郑振铎的译本存在何种差异?显然,因为语言之间各种各样的差异,翻译是很难做到尽善尽美的,至少在翻译目标与其实际的翻译效果上多多少少是存在差距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翻译变形似乎在所难免。而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历来被翻译界视作黄金准则,这使得部分翻译变形常常不能被人接受,甚至为人所诟病与不耻。本文通过结合安托尼·贝尔曼(1942-199)的十二种“变形倾向”对郑振铎以及冯唐的《飞鸟集》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以查证是否这些变形倾向均存在于两个译本中,并总结出可能产生这些变形倾向的诱因:一方面是由于语言差异,另一方面是译者的创新所致。本文继续就冯唐的《飞鸟集》译本下架这一事件,以翻译伦理为切入点,对由此所引发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复译问题进行解读,思考译者再创造的界限,并指出即失去伦理目标的翻译更多是倾向于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