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构成理论被认为是刑法理论王冠上的宝石,是刑法理论水平的重要标志。伴随法学研究的深入、学术交流的增进,我国学者对犯罪构成的体系性研究亦向纵深迈进。源自前苏联的四要件通说理论在我国延用已久,反复适用,今日却不断面临指责、遭遇质疑。在罪刑法定此一宏大语义场内,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是否已不再符合罪刑法定固有之涵蕴?作为通说的四要件体系是否已到了须以废除之境地?如若回答是肯定的,应择何国体系而借鉴、模仿之?或者,另起炉灶,全然创新?如若回答是否定的,则是否应给目前之通说体系之正确定位、公允评价?循上述问题所引,本文分以下部分渐次展开:(1)对立论前提也即问题讨论之宏大背景“罪刑法定”原则予以剖析,特别指出其政治学意义乃民主政治在刑事领域内之体现(此亦是对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深度犁耕之必要前提),为应对罪刑法定之固有缺陷(成文刑法系理性符号系统,要求做出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判断,而此种要求对处于临界点的疑难事案尤为苛刻,需要司法者做出判断,进而认知、识别出犯罪),方才出现刑法适用、法律解释的问题——此必然要求形成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以指导刑事司法实践;(2)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研究予以了简要勾勒,总结出两派对立观点(推倒重构说与通说完善说),并重点评析了最近学界主张并渐成主流之“重构”论调(在规范注释论的层面,德日阶层体系并不能产生阶层递进的效果,其也是在同一平面内对成罪的基本要件予以序列、分割);(3)受西方综合法学思潮以及现实主义法学的影响,笔者以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犯罪构成体系,认为(较之域外的理论体系)作为我国通说的四要件平面体系同样具备了犯罪认知体系的“共通功能”,并无理论构造上的“先天缺陷”;(4)析分出我国刑法乃同一规范平面内的运作,较之其他法系中“超规范”判断之实质性差异,实则凸显各自体系之不同方法论意义——笔者尝试将我国体系与德日、英美犯罪成立理论的体系性差异归结为“规范内运作”与“超规范运作”,并认为其应是现今对理论体系进行评价时应予注意的问题。如上四点内容,分别对应于文章的第一至四章。经由此一铺陈,结论自然蕴于其中:通过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去蔽”(关于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讨论或多或少“遮蔽”了某些方面,换言之,学界对犯罪构成理论的诸种论说,在笔者看来,或多或少,都存在一种艾柯所谓的“过度诠释”之嫌),力图“语境化”的审度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还其本来面目,正确看待其体系结构及现实功用——通说体系于逻辑上大体自足、于司法实践基本实用。同时,正视通说理论中不尽如人意之处,仍然应该(且必要)借鉴国外体系之精义进一步完善——此种借鉴、完善过程未有穷期,目的仅为使中国刑法理论臻至完善,更加符合其功能预设、效用预期,使之更好服务于中国刑事司法实践,在转型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完成其应有之使命。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及其缺陷)的考察,在晚近犯罪构成体系代表性观点整葺分梳之基础上,对刑法理论界的“推倒重构论”予以了正面回应,并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论证;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揭示出了我国通说体系的结构特征,联系其功能预设,进而明确了作为犯罪认知体系的共通功能;通过不同法系间的比较研究,明确地指出域外体系之“超规范”理论基色(而我国乃规范平面内运作),并将此等不同归结为不同法系构造犯罪认知体系之方法论差异——如上几点便是本文之主要贡献。此外,联系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对前苏联以及我国解放初期犯罪构成理论予以回顾溯源,也是本文较为创新之处。除通常的历史考察法(如第一章中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考察,第四章中对前苏联、今俄罗斯犯罪构成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影响考察)、比较分析法(第四章中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犯罪成立理论与我国对比,析分出二者不同之理论基色),案例分析法(如第三章以及结论部分中引入具体案例分析我国通说体系的得与失),本文还采取了如下两种较有特色的研究方法:(1)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将刑法上的犯罪认知体系(犯罪构成理论、犯罪成立理论)视为一整体性结构,由于结构决定功能,故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进行体系性评价实则主要关注其功能预设、效用预期。本文第三章着重分析我国体系的结构特征,并指出此种平面结构实则与德日、英美体系具备相通的理论功能;(2)实用主义研究方法。将刑法理论体系视为一种社会事实,看重其“效果”,认为作为我国通说的四要件平面体系之理论功效基本能满足现实需求,在现阶段国情下通说体系具有直观、简单、易操作的特点,并无重新构造之当务必要(但是仍然应该且必要借鉴国外体系之精义进一步完善)。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贯穿于行文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