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历来存在两大争论。一种看法是中国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从事加工贸易，积极投入国际垂直分工的下游制造环节，扩大产品市场，通过更大的分工网络获得更多的贸易收益，积累更多的资本；另一种看法是中国应该投入更多参与到创新中去，当前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生产方式只是低水平重复，无法改变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也无法提升本国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关于这两种看法向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理论层出不穷。 　　本文首先介绍了两种观点的理论依据，以及新经济的定义和两大特征，即创新和降低交易费用。然后在第三章中通过博兰德-杨模型及模型拓展，推出按比较优势生产的过程中，由于“干中学”和“干中进步”，要素禀赋结构会得到提升，产生新的内生比较优势；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以及干中学效应都会进一步深化分工，因此分工是市场的自然选择而不是政府的行为。 　　随后在第四章中本文通过一个有关中国的计量模型，以实证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国际贸易影响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的渠道。模型以CD函数为基础，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确定当前中国基于禀赋优势的贸易行为主要通过人均资本、制度变革和人力资源三个变量推动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的增加，从而推断应该鼓励这些因素的发生和进步才有利于贸易收益的形成。 　　基于第三、四章的分析，第五章首先解答了文章开始关于新经济条件下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两大争论，随后提出了林毅夫初创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并进一步根据该理论以及前文模型中的分析指出要通过制度创新来营造一个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环境，真正突破制度瓶颈。第五章的最后，作者提出了几点粗浅的政策建议。 　　文章最后的总结通过一张简单清晰的图表把本文的各种理论依据以及推导和结论列示出来，从而本文的脉络结构以及最终结论变得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