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除意味着合同关系的非正常终止。在约定或者法定的解除权条件成就时,需要行使合同解除权以达到合同解除之目的,而如何实现当事人高效、便捷、安全的退出合同是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明确我国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解除权人应当通知相对人且通知达到相对人时,合同解除。然而,正如本文第一章所呈现的司法实践中暴露的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有关问题的分歧与混乱;诉讼方式解除合同是否可行、诉讼方式解除的法律属性如何认定、诉讼方式解除合同如何确定解除时间。这些争议在理论中也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从而未对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仍然突出有损法的权威。因此笔者将实体法和程序法结合考察以回应上述争议。第二章是对合同解除权及其行使方式的澄清与分析。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不同的法制环境中,合同解除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本文所讨论的是大陆法系合同解除,仅关注解除权解除。从形成权司法介入的阶段及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出发并结合形成权的分类,本文认为合同解除权属于一般形成权而非形成诉权以回应合同解除权性质争议。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在立法体例上通常而言包括了司法解除和通知解除,而针对自动解除在理论上则存在不同声音,本文认为自动解除之观点混淆了约定解除与合同附解除条件并直接忽视了解除权人的意思自由而不应将其作为解除权的行使方式予以对待。第三章则结合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之立法体例回归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指出我国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属于通知解除,其实质是意思表示。在法律没有对通知的形式作出限制的前提下,通知解除形式自由而不应将其限制为书面通知,同时可以选择诉讼方式表达解除意思。但通知解除受意思表示规则的限制,排除单纯的沉默及不作为并应谨慎适用默示解除及公告解除。通知解除模式下,遵循我国《民法总则》对意思表示生效时间的规定,区分对话形式与非对话形式而适用不同的生效规则。第四章中,笔者首先回应当事人能否直接以诉讼方式解除合同这一问题,这是本文讨论解除权行使方式有关争议的起点。“否定说”基于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之解读而否定诉讼方式,在当事人诉权保障、权利救济方面均有不妥。相反,肯定诉讼方式是诉权保障的必然选择,也是解除权的权利属性要求,否则将架空权利使其成为空谈,故有必要予以肯定。在肯定诉讼方式解除合同的前提下,本文认为通知解除与诉讼方式存在以下关系:首先,诉讼方式是通知的一种方式选择,因此以诉讼方式解除合同在行使方式上属于通知解除而不是司法解除,诉讼外观和法官审查权并不是司法解除的支持性理由,其观点将导致诉讼泛滥、侵害私权等严重后果;其次,本文认为诉请解除合同之诉与通知解除涉诉同属于确认之诉而非形成之诉,解除权的一般形成权的属性决定了其不能成为形成之诉的标的,将其视为形成之诉在确定裁判效力、诉的利益上都无法得到支持。最后,基于诉讼方式属于通知解除的方式,其适用于以非对话方式作出意思表示情形下的到达生效规则,支持起诉状副本送达合同解除的观点,实现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协调,而裁判生效合同解除难以适用诉讼中发出解除通知、撤回起诉及存在多方相对人等复杂情形中合同解除时间的判定,导致诸多不适,故不应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