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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国中小学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增长趋势明显,尤其是补习教育支出增长的幅度较大。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计算发现,剔除价格因素后,全国处于中小学阶段的家庭的子女人均教育支出均值从2009年的1634.49元增长到2013年的2779.12元,增长率约为70%;家庭的子女人均补习教育支出均值从2009年的1328.03元增长到2013年的2638.78元,增长率约为98.7%。补习教育支出增加引发了诸多问题,包括给家庭带来较重的经济负担、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甚至影响了教育的公平,等等。对此社会各界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中小学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问题也一再被提及和讨论。事实上,从短期来看,家庭教育支出是一种消费;但从长期来看,家庭教育支出是家庭的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其目标是其子女能在将来获得较高的学历、收入和社会地位,同时家庭的社会地位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从而最终实现长期效用的最大化,所以当期的家庭教育支出与未来社会地位密切有关。另外,笔者也注意到,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徘徊在高位,而收入差距的拉大可能会导致教育“支出瀑布”现象的出现。因此,虽然影响家庭教育支出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例如近些年高校持续扩招所导致的大学文凭贬值、经济增速放缓所导致的就业压力增大,以及一些国内研究所指出的公共教育支出、家长幸福感等,但本文认为,除上述因素外,收入差距扩大也是引发教育攀比、导致家庭教育支出不断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针对国内研究的不足,本文基于社会地位寻求理论,建立了一个从收入差距到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对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家庭教育支出是一项与未来社会地位有关的重要支出,其追求的是长期效用的最大化,满足生命周期假说。其次,当收入差距扩大时,为了维持或提高家庭的未来社会地位,最高收入家庭会率先增加子女教育支出;为避免落后,次高收入家庭也会增加子女教育支出,因而最高收入家庭就对次高收入家庭形成了“示范效应”,次高收入家庭对最高收入家庭进行“向上比较”;以此类推,“示范效应”将沿着从高到低排列的收入阶梯逐级向下传递,直到最低收入家庭,从而形成了教育的“支出瀑布”,因此家庭教育支出满足非独立偏好假设。收入差距的扩大强化了“示范效应”,引发了教育支出攀比,最终导致整体的家庭教育支出水平不断上升。围绕上述理论分析框架,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简称CFPS)数据,本文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主要研究工作和结论有:第一,证明了教育投入是一种与社会地位有关的支出。本文以个人对其社会地位的评价为因变量,以个人教育年限及周围人群平均教育年限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利用面板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这两个解释变量分别对因变量存在正、负向的显著影响,从而证明了教育具有显著的地位性特征,教育支出是一种地位性支出。第二,实证分析了收入差距对家庭(补习)教育支出的影响情况。具体地,利用宏观数据考察了收入差距对各省整体补习参与率的影响情况;利用微观数据考察了各省内其他家庭补习参与率对家庭补习参与的影响情况;利用微观数据考察了最高收入10%家庭的补习参与率对其余家庭补习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上述影响均为正向的。其次,本文研究了收入差距对(补习)教育支出的影响:利用宏观数据考察了收入差距对各省(补习)教育支出均值的影响情况;利用微观数据考察了收入差距对家庭(补习)教育支出的影响情况。研究发现,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正向的。第三,实证分析了以较高收入家庭作为参照组的(补习)教育支出“示范效应”。研究发现:在(补习)教育支出方面,最高收入10%家庭对其余家庭存在显著的“示范效应”;当对家庭按收入分为低、中、高三个收入组后,发现高收入组对中等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对低收入组均存在家庭教育支出的显著“示范效应”,说明从高收入家庭向低收入家庭方向产生了“示范效应”的逐级传导,家庭教育支出呈现出“支出瀑布”的特点;在最高收入10%家庭以下的家庭中,随着教育支出分位点的递减,其所受到的最高收入10%家庭的教育支出均值的影响呈现递增态势;最后,城镇家庭对农村家庭也存在教育支出的“示范效应”。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包括:第一,在理论分析中融合了生命周期假说和以非独立性偏好为假设的社会地位寻求理论,认为当期家庭教育支出是一种与家庭未来社会地位有关的投资。第二,将收入差距对补习教育的影响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收入差距对补习参与的影响,一个是收入差距对补习教育支出的影响,并论证了家庭(补习)教育支出存在“支出瀑布”现象。第三,在实证分析中,以其他家庭补习参与率的滞后一期值、收入差距以及较高收入家庭的(补习)教育支出均值作为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较好地克服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