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庾信创作对《楚辞》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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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的文学创作与《楚辞》的关系,前人早有所论及,例如唐张说《庾信宅作》,李商隐《过郑广文旧居》、《宋玉》等诗,都论及了庾信与《楚辞》的重要作家宋玉的关系;清人洪亮吉、孙梅,近人刘师培、钱钟书等所论则涉及到了庾信作品与屈原作品的关系。但由于我们旧时使用的文学批评方式主要是靠灵感的捕捉而不是凭借逻辑论证得出结论,凭艺术直感的批评方法,没有严密的概念理论来作指导,就会导致这两者之间具体有什么联系显得较模糊,较笼统。当代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鲜见,这在当代庾信研究中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在前人的基础上,我借鉴当代学者的一些方法,例如量化分析和比较评价,特别是比较评价,对庾信创作对《楚辞》的接受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主要包括:一,庾信赋对《楚辞》的继承。由于生活贫乏的个人局限和当时文坛注重《楚辞》艳逸风格而轻视其思想内容的时代局限,使得庾信前期赋对《楚辞》的继承不得不停留在“猎其艳辞”的初级阶段。入北之后,家国之悲和身世之感使他的作品在思想、精神上上薄屈宋,如《枯树赋》与《橘颂》,都是借物(植物)喻人,都有“深固难徙”的眷恋故土的情感。《竹杖赋》、《邛竹杖赋》则继承了《楚辞》“士不遇”主题,这两篇赋中所要表现的正是离开南梁,失去梁武帝父子的赏识,在北朝又找不到知音的苦闷。后期赋的代表作《哀江南赋》与《楚辞》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论述:其一,《哀江南赋》在从史诗转变为哀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天问》具有史诗的特点,《离骚》则是史诗创作失败而向哀歌转变的滥觞,《哀江南赋》虽有史诗的结构与气魄,但其创作目的奠定了其哀歌的基调和性质;其二,《哀江南赋》与《天问》关于天人思想方面有相通之处;其三,《哀江南赋》与《哀郢》,是中国哀都主题诗歌上的“双璧”。二,庾信作品意象与《楚辞》。(一)秋意象和悲秋心理(主要以宋玉的《九辩》为比较对象)。庾信与宋玉身份相似,同为文学侍从,两人同样具有柔弱的性格。在庾信作品中有大量来自《九辩》中的悲秋词句。(二)女性意象和以女子自比,楚国楚地的阴柔型文化决定了屈宋都喜欢以女性喻男性,特别是以男女之情喻君臣之义。庾信的作品中也有大量的女性出现,以美人喻君,以美人自比。三,庾信作品与《楚辞》关系之外证。其一,两者在字句方面(楚语)、历史典故方面(楚事)、植物方面(楚物)有相似。其二,庾信作品在创作手法及风格方面和《楚辞》的相似,如“兮”字句与结尾乱辞,是对《楚辞》特征继承的余绪。比兴寄托和反复致意的表现手法,沉郁的风格,是他入北之后对《楚辞》这两个明显特征的自觉继承。其三,从后人的评论看庾信作品对《楚辞》的接受,都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楚辞》承《诗》而启汉,庾信集六朝大成而启唐;都有新变的特点,《楚辞》的领袖人物——屈原的作品异军突起,庾信则在创作手法上变化迭出;两者的作品都充满着“逸”与“气”;都以怨写诗,《诗品》所勾勒出的脉络显示了庾信怨诗的来源之一就是《楚辞》。四,时代风气、地域关系、庾信本人对《楚辞》作家及作品的认同和追慕。庾信时代,是文学独立于经术的时代,当时人把《楚辞》作为纯文学的作品而非经术来学习,主导人物是萧统、萧纲和萧绎。庾信常年在三人手下任职,文学思想必然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庾信生于江陵,长于江陵,是楚人,且两居宋玉故宅,对《楚辞》必然有极深的感情。庾信和屈原一样,都担任过外交性质的官员,有共同的“使臣情结”。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庾信对《楚辞》的接受是多方面的,在他的诗、赋、文中均有体现,并且接受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接受整体,有的撷取局部;有的显白直露,有的隐晦含蓄。其二,庾信对《楚辞》的接受,不光是其艺术上的继承,更是精神上的共通。他的创作,不仅效仿了《楚辞》的艺术形式,而且更偏重于对《楚辞》精神的汲取,把《楚辞》的精神实质渗透到了创作中。其三,庾信对《楚辞》的接受,是分阶段的,不同时期、不同身份、不同处境下的作者从《楚辞》中感受到的艺术风格和思想精神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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