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危机与中华民族凝聚力——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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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危机和民族凝聚力是两种抽象的社会现象,它们存在联系,但不是直接联系。本文力求以具体社会事件和实际变化来建立两者联系,在民族凝聚力研究上作探索性创新。危机须经一系列具体的社会变化或运动才能导致凝聚力的变化,对中华民族而言,抗日战争带来的国家危机,极大展现并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   危机带来的社会变化或运动,通过对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四个方面分析,可概括出国家危机下社会的具体形态及变化。政治是感知和起指导作用的因素,留日学生最早感知了国家危机,此后随着国家危机越来越迫近,越来越严重,包括中左势力和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爱国分子皆投身救亡事业,中国共产党科学地提出了统一战线理论,这个理论是民族凝聚力的最好体现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力。文化散播和动员救亡意识,国家危机下的文化源自广泛的群众救亡运动,救亡文化放大和扩散了危机意识,广泛鼓动了救亡意识,并使两者呈现出常态性,与社会上具体的军事、经济的总动员类似,文化在心理和思想上进行了总动员。经济是物质基础,以积极统制、货币政策、对敌经济封锁和大后方经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战时经济政策,是消除国家危机的物质基础,同时,战时经济政策使在外部压力存在的同时,内部(因经济利益引发的)矛盾得到了最大程度避免。军事是消除国家危机的唯一最终手段。日本入侵最终以军事手段解决,作为一切行为指向的目标,军事斗争使行为有目标,也保证了行为得以存在并延续。   通过对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四个层面的分析,建立了从国家危机到民族凝聚力的清晰的逻辑联系,他们具有相关性,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国家危机必然提升民族凝聚力,两者间不是严格的数量级的相关,而是抽象的在有无强弱意义上的相关,并且这个相关不是一直持续的,一个变量消亡,另一个变量升华。   此种从民族凝聚力发展过程来研究民族凝聚力及其历史意义的尝试,是对民族凝聚力的直观研究,针对具体事件,以可感知的变化为考察对象,有别于以基础、条件等抽象角度的研究,毫无疑问直观研究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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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1031-1095),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祐(1056-1063年)进士。宋神宗朝参予王安石变法,曾出使契丹,力争河东黄嵬山地。沈括在文学、艺术、历史、考古、军事、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