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是通过政企合作的方式,为公众提供优质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该模式能有效盘活社会资金,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作为公私合作主体之一的政府方,其行为始终贯穿着PPP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是决定PPP成败的关键因素。然而我国PPP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对政府方的行为约束尚未形成全面稳定的法律规制架构。基于此,本文以PPP模式中的政府行为为研究对象,按项目生命周期顺序沿着履约、监管、纠纷解决三维度展开,阐述行为弊端,剖析乱象成因,再提出政府行为优化建议。履约行为层面,主要存在政府事后规避行政允诺、滥用行政优益权等不正当履约范式;监管职能缺失主要呈现出履约监管缺位、行政监管推诿扯皮等弊端;纠纷解决中,政企双方地位的悬殊不利于纠纷的化解,政府的强势意志造成再谈判破裂等现象。缕析行为乱象背后的原因,高位阶法律规范的缺失、PPP相关司法制度的不成熟、项目合同设置的不完备以及PPP独立机构缺位等因素均加剧了不规范行为的产生。针对问题与归因,本文以立法规范、制度供给、契约约束以及机构设置四个面向进行路径完善的思考。完善立法规范:重构立法模式,逐步制定高位阶的PPP法律规范。强化制度供给:细化行政优益权的司法审查制度、完善监管部门法律问责机制、探索PPP纠纷反向诉讼制度。用制度约束政府行为的同时加大契约约束强度,细化PPP项目合同中各条款的设置。明确约定政府违约的责任承担、项目介入权的行使程序以及再谈判条款的弹性适用。最后,构建多职能的PPP综合机构,形成主次分明、分工合理的政府职能体系。多角度优化PPP模式中的政府行为,控制公权力的规范行使,保障PPP项目的稳定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