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首先对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观进行了梳理，认为对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单独从本体意义去理解，或者单独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去理解都是片面的。出于批判的需要，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呈现出三种语境：本体论语境中的普遍性实践，方法论语境中的具体性实践，以及生存论语境中的人格超越性实践。这三种语境不是一种并列关系，而是一种递进式“变奏”关系，并最终落脚在对无产阶级生存情境的分析和理想人格的引导上。从根本上而言，马克思哲学中“本体论语境”与“方法论语境”中的实践是知识论意义的。无论是“由实践观”还是“观实践”，都是在二者的关系性存在中，揭示生产实践的基础性意义。提供有关人、自然、社会、历史等真理性内容。知识论建立在普遍性原则上，不为此消亦不为彼长，属理论理性的范围。在马克思哲学中，本体论语境中的实践和方法论语境中的实践，最终奠基在生存论语境中的实践基础上。而我们目前的研究状况制约了对生存论语境中实践的理解，使它变成一个看似不言自明，实则缺乏理性反思的概念。所以，生存论语境中的实践为我们开辟出一片“场地”，论文的重点就是在这片“场地”的基础上进行内在“挖掘”。内在“挖掘”其实指向一个外在的目的，即试图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实现方式提供存在论基础。　　 生存论语境中的实践也就是“生存活动”。我们把生存活动从实践观中“剥离”出来的过程，也就是由认识的同一性原则向生存活动的个体性原则转化的过程，这是一种视角上的根本转移，它为我们开启了个体性的视阈。以个体性为原则的生存论是比知识论更为彻底的一种范式。个体性只是其“进路”，任何对其知识性的解读都是不恰当的，如有人认为这是对个体的偏面强调，忽略了个体的社会性、历史性，进而把个体性原则等同于观念中绝对自由的“原子”式的个人，其实这是对个体最为简单化、平面化的处理。相反，生存活动并不排异普遍性（自然包括社会性），它是“此在”如何超越“常人”状态，在批判性的张力中，增强公共生活、社群生活中的自主性，这在伽达默尔那里被称为“具体化的普遍”活动。这个视阈所内含的反思机制，是通过研究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内含的实践思想得出来的。它体现为这样一个辨证的思维过程：　　 (a)揭示由于历史文化自身发展使人陷入的抽象理论态度，以及背后的功利主义原则。海德格尔主要批判了“学盛思衰”，科学思维方式对人意义空间的侵占。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恒久的命题即是：如何在“成人”过程中去“伪”存“真”，使“常知”转化为“真知”，使“见闻之知”转化为“德性之知”。从正向即建构哲学之知的角度而言，这是在探求文化（文明）的本体论根源；而从反向即哲学功能或修养的角度而言，则是如何使文化立于人的自然性基础之上，化性去伪。　　 (b)“返回”到生长着原初意义的自然态度中。文明的创造都是与自然的某种疏异为前提的，通过“返”的环节，使文化与所从出的原始自然状态保持和谐。当今强调对“生活世界”的回归以及比较浓厚的“复古”意识，都可以纳入到这样一个反思机制中作一积极的理解。论文从学术文化（哲学）的“返乡”、存在者的“返乡”和“此在”的“返乡”三个方面论证了这种回归。　　 (c)指向反思态度中的生存决断。生存论中的反思态度其实也就是实践态度。因为对抽象理论态度的自觉与反省（思）逻辑地指向它的超越、对立面——实践的态度，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反思态度中的生存决断、实践指向什么?当然是指向思想文化所引导的理想人格。在这方面，海德格尔的思想虽然也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意识，但由于政治的生存向度的阙如，所以和马克思与中国传统思想比较起来，他的生存决断显得很虚，是经不起推敲的。　　 西方哲学中所谓近代的启蒙根本上就在于发现了“人”。从此，哲学就围绕着“人的现象学运动”展开。无论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还是生存论意义上的，个体性原则都曾经成为这场运动的前提性问题。所以论文通过对这场“运动”的历史性回顾，揭示了个体性原则最终走向生存论的历史必然性。并结合马克思哲学在这方面所实现的根本性突破，着力探讨了构成生存活动个体性原则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首先结合笛卡尔、康德、胡塞尔探求认识明证性的道路，揭示了近代“唯我论”这种极端的个体性。分析了无历史的意识个体性及其困境，主要在于由认识论的个体性直观进路陷入了本体论的普遍性生成进路的两极思维。其次在黑格尔哲学的范围内讨论了由于历史和辩证维度的介入，在个体性进路上，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康德甚至胡塞尔。从而使个体性问题呈现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因而它带来的困境也有了一些新的启示。黑格尔哲学最终以历史整体性颠覆了个体性，从而陷入了“总体性的暴政”之中。论文以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这样一个大背景，以马克思哲学、海德格尔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为例，暂先抛开它们在价值引导上的差异性，及性质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分，而落实到它们共有的“生存机制”（即“此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基本结构）上，论证了有限性问题、他人问题、情感体验问题在唤起个体性生存活动中的作用。　　 前两章立足的是思想史，期望通过“再现”马克思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把握到一些有关生存活动个体性的共性因素，所以，可以称之为“还原”。第三章立足的是现实当下，期望通过共性来把握“马克思主义价值实现方式”这一个性，所以可以称之为“建构”。个性是在共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认为“生存活动的个体性”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实现方式”的存在论（本体论）基础。如果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的是人的“全部个性”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价值实现的个体性强调的就是“局部个性”的价值归属，后者正是向前者发展的一个量的积累过程。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价值实现的个体性原则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即差异性、秩序性、宽容性。　　 进而，根据生存论反思的几个环节，论文对马克思主义价值实现方式的内在机制也作了一些探讨。表现为以下三种“面相”之间的辨证关系：　　 1.自然态度意义上的实践“面相”。由于自然主义态度的偶然性、不稳定性，所以在马克思哲学的政治实践中始终要有一种确定的、统一的“生活图景”给予引导。这个“生活图景”的最外缘部分是世界历史观，这个“生活图景”最内核的部分是人生观与价值观。其原因在于，关于“世界的图景”如果不与人的生活及生存活动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生活图景”，便只能是一种知识性的存在。然而，既便关于“世界的图景”与人的生存活动联系起来了，形成了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引导体系。但这种应然的“生活图景”如果是以远离实然的即朴素的生活图景为条件的话，也就等于失去了转化为个体生存的意义之“根”。“无根”的“生活图景”换来的不是人对它的漠视，就是它作为“非神圣形象”对人的漠视。所以对朴素的生活图景的超越，首先应根植于这种图景以期不断获得生存反思，而不是知识论意义的真理性图景对非真理性图景的简单替换。　　 2．抽象态度意义上的实践“面相”。就马克思主义而言，抽象理论态度意义上的实践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学术研究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就学术研究领域而言，正如近几年学界有所认识到的，我们对马克思“实践理论”的研究看似越来越丰富、深入，实则所走的道路越来越狭窄。庞杂的“实践理论”自身却没有生活之根，缺乏实践意义。这突出表现在实践理论在解释现实生活特别是公共生活方面的滞后性，在树立个体“安身立命之本“即生存信仰方面的乏力性。公共生活领域的抽象态度有其独特表现情态，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借助语言学从“说话方式”、“领会方式”与“解释方式”分析了这种情态，对于我们理解公共领域中的抽象态度不无启发借鉴意义。　　 3．反思态度意义上的实践“面相”。论文从“为学”、“为人”、与“为政”三种“面相”进行了分析。　　 既然马克思主义价值实现应尊循个体性原则，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想不滞后于现实，就应当表征这种个体性，这样才能引导个体性的价值实现。论文最后部分对此作了分析，认为在生存论维度中揭示马克思哲学的个体性原则，并不是要把马克思哲学纳入到生存哲学的解释框架中去，也不是用存在主义来填补唯物史观的人学“空场”。而是作为基本的解释原则它能更好地说明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及其当代意义，有利于反思当前对马克思哲学的形形色色理解。并且进一步认为，今天哲学以问题入手介入生活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介入公共生活引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文明。二是通过介入个人生活引领符合时代的理想人格。并且应有这样一种基本视阈：即以政治哲学入手最终应指向个体性的生存；以生存论入手最终应指向一种公共生活方式的培养，这种公共生活方式与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匹配的。　　 在生存论维度中确立马克思哲学的个体性原则，旨在反对各种在马克思学说名义下进行的体系建构，体现其通过揭示人的生存意义，指引人在积极的社会实践中成就理想人格的作用方式，如共产主义觉悟、理想、境界的提升过程。在一个“闭合”的真理体系中，由于马克思哲学在逻辑上是自足、自洽的，所以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当代哲学永远都不可能真正进入到它的视野中来。只有在生存论维度中的个体性基础上才能实现三者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即既不失马克思主义价值实现的根本指向，又“激活”了历史文化、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些反思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