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社会治理的深化,协同治理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各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社区作为人们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领域,也是汇集社会问题的重要场域。尤其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社区治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和居民公共意识的培育更显紧迫。在中国社会治理深化历程中,社区治理呈现“管理/服务—建设—治理”实践路径,促进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但是,一方面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和住房商品化,社区的分化和居民的混住化问题凸显,不得不关注社区的“社区性”和“地域性”;另一方面由于多元主体发育程度相异,存在“内卷化”、“碎片化”困境,明确主体边界、建构协同治理机制是当前社区治理最为紧迫的任务。基于此,本研究以“如何建构社区协同治理机制”问题为驱使,展开了探索性研究。与此同时,本研究选取的是产业地域社会典型的“单位社区”。在“单位制”时期建成的一个个封闭性、集中性生活空间的“单位社区”作为多样化社区类型之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渐被解构,成为旧城改造、城市扶贫的重要区域。尤其在“典型单位制”东北地区,单位社区治理影响着城市空间建设,也成为振兴东北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指标。所以,关注产业地域社会中典型社区的协同治理,不仅有助于微观的单位社区治理实践,而且也对于宏观的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当前,国内学界开展了较为成熟和多元化的单位社区研究,但是还缺乏国际之间的比较研究,难以与国外对话。对此,笔者结合在日本的调研研究,梳理和分析产业地域典型社区协同治理机制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社区参与路径和实践,进而弥补现有研究文献的不足,促进人们对日本地方政府与基层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的认识和了解,为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日本在多年的社区治理改革中,通过公共意识的发展,居民自治能力的提升,社区营造等活动,形成了社区自治的基础,使市民自治团体、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从诉求和对抗发展到合作与协商,促进了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形成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与互动的治理形态。在日本典型的产业地域,丰田市在当地龙头企业“丰田汽车公司”的影响之下,发展成为世界有名的汽车城市。在企业员工聚集的典型社区中,居民在丰富的工作收入、稳定的社区生活、完善的治理网络以及纷繁的社区活动中积累较高的整合性社区社会资本,并在积极与行政组织、邻近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和高校等多元主体建构协同关系,促进了“共同体”建构。虽然在经济全球化、少子高龄化等国内外社会环境影响之下,社区中“本地人—外地人”、“本国人—外国人”的混住化加剧社区异质化,增加了社区治理难题。但是,在完善和有效的协同治理网络和社区协同治理实践中有效避免问题的复杂化,保障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剖析丰田市社区协同治理机制的建构和实践,了解到日本实施的地方自治制度提高丰田市政府的自主性,在丰富的财政收入的基础上,以多样类型、多种渠道、多年支持等方式支持着社区治理;日本集团主义文化和社区自治传统为居民的自助、互助提供社会基础,历史悠久的“町内会”(自治区)组织的架构完备也成为居民和多元治理主体建构协同关系的平台;日本在“政府失灵”、“市场失灵”背景下提出的《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和活化社会力量的政策为NPO法人、志愿者团体等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合法性,促进了“新公共性”建构。除此之外,典型社区中存有的“地缘”、“业缘”复合关系,企业的正式与非正式参与,高校的智力支持和合作等多种途径,又对社区协同治理实践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可见,社区协同治理有助于协商社区课题、建构社区规则、解决社区问题、形塑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归属感。日本产业地域社区协同治理经验,为我国社区协同治理和单位社区治理具有几点借鉴意义。首先,地方政府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社区治理政策,剥离社区杂乱无章的行政手续,提供长期有效的社区治理支持,建构平等开放的协同治理网络。其次,居民自治组织和多样化社会组织应该提升自身自治性、专业性,积极参与和建构协同治理平台。最后,单位社区应该结合地域特点,与驻区企业建构协同关系、实现“单位人—非单位人”的双重动员、以及推行“一区一品”项目等,继而创新社区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