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迁,整个社会处于快速的转型期。旧有的社会制度规范不适用于新型社会的运行,而新的制度和规范尚未建立起来,人们的部分行为失去标准,从而使得社会失去控制,因此个体的越轨行为频发。逐渐增多的越轨行为阻碍了社会秩序的建设,不利于与改革开放方针的落实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越轨行为是对社会制度和规范的偏离,而转型期的越轨行为,既存在偏离尚未改革的旧制度和旧规范,也存在偏离尚未建立的新制度和新规范,因此越轨行为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抑制越轨行为的发生。然而,针对不同的越轨行为,纵使国家政策“三令五申”,一轮接着一轮的惩罚性措施不断地实施,但越轨行为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惩罚性社会控制在抑制越轨行为方面的有效性受到质疑,惩罚可能在短期内可以减少越轨行为,但是长期效果却不理想,它并没有真正的使个体将新的社会规范内化于心。可见仅仅靠严厉的惩罚并不能降低越轨行为的发生,依靠惩罚所建立的社会秩序也是不稳定的。因此一些地区开始采用宽恕型社会控制方式来治理越轨行为,宽恕型社会控制指的是基于某些规定或条款,对违反社会规则或规范的人给予不同程度的责任免除,使其减轻或者免受惩罚。例如一些地区交警对驾驶习惯良好的驾驶员首次违规不惩罚。宽恕型社会控制是通过免责的方式来对待越轨行为,从而使得越轨者能够产生感恩、内疚等心理反应,使得越轨者能够自觉地规范他们的行为。此外,宽恕型社会控制也是一种有条件的宽恕,这种条件性可以为个体设立一个目标,使得个体规范自己的行为来实现目标。从政策实施者角度来看,希望宽恕型社会控制能够在保证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同时,增强人们对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尊重、认同和承诺,使得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的约束能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但是宽恕型社会控制是否能够真正的减少越轨行为,却不得而知。虽然已有研究对宽恕与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但大都集中于人际关系中,多采用实验方法,且研究结果呈现出不一致。此外,先前研究多是探讨广泛意义上的宽恕的影响。由于越轨的目的、严重程度等不一致,不可能对所有的越轨行为进行无条件的原谅。本研究所聚焦的宽恕型社会控制是一种有条件的宽恕。总的来说,本研究从人际关系视角转移到公共关系视角,从广泛意义的宽恕到有条件的宽恕,使用准自然实验的方法,基于感恩理论和目标设定理论,来检验宽恕型社会控制对越轨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宽恕型社会控制可以减少越轨行为的发生。具体来说,个体的越轨行为被宽恕后,后续的越轨行为次数降低。第二,根据宽恕型社会控制与个体利益的相关性将个体分为高利益相关和低利益相关。结果表明,宽恕型社会控制对高利益相关性个体和低利益相关性个体的越轨行为均有抑制作用,但这种抑制作用在高利益相关性个体中更强。第三,根据社会责任感将个体分为高社会责任感和低社会责任感。结果表明,宽恕型社会控制对于高社会责任感和低社会责任感个体的越轨行为均有抑制作用,但是这种抑制作用在高社会责任感个体中更强。第四,根据年龄将个体分为年龄较大群体和年龄较低群体。结果表明,宽恕型社会控制对年龄较高群体和年龄较低群体的越轨行为均有抑制作用,但是这种抑制作用在年龄较低群体中更强。研究结果表明宽恕型社会控制可以有效的抑制越轨行为,但是在不同特征群体中的抑制作用会存在差异化。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无论是在政府社会治理过程中,还是组织管理中,均可以借鉴宽恕型社会控制,使得社会规范和组织规则能够潜移默化的内化于个体,从而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以及健康发展的组织。本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1）将宽恕的研究从人际关系视角转移到公共关系视角,并且验证了宽恕型社会控制减少越轨行为作用在公共关系视角中的有效性。（2）先前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宽恕所发挥的作用,本研究结合感恩理论与目标设定理论来解释宽恕发挥作用的机制。（3）本研究提出了宽恕型社会控制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是对先前研究的补充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