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森林”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提出还不到50年。1962年,美国政府开展户外娱乐资源调查时,首先使用“城市森林”这一名词。1965年,加拿大学者Erik Jorgensen首次提出城市林业的概念。此后,城市森林以其在改善城市环境、维持和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促进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受到各国高度重视,北美、欧洲乃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相继掀起建设和研究城市森林的热潮,城市森林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国城市森林建设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紧密相关。1984年,台湾大学教授高清出版了《都市森林学》,这是我国学界关注城市森林建设的肇端。与此同时,沈国舫、王义文等学者陆续将城市森林的概念引入大陆,推动了大陆学者对城市森林建设的研究,并陆续形成了一批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1989年,长春市提出要建设“森林城”,这是国内第一个建设城市森林的城市,比西方国家晚了20多年。尽管我国城市森林建设起步晚,但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进展很快,成效明显。截至2009年5月,国内已有贵阳、沈阳、长沙、许昌、成都、包头、临安、广州、新乡、阿克苏、杭州、威海、宝鸡、无锡等14座城市被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从总体上看,城市森林建设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城市森林的概念、范围、建设理念及建设实践等仍在探索之中。2008年7月,中共重庆市委在三届三次全委会上提出要建设“森林重庆”,在10年内投入500亿元,新增和改造146.67万hm2森林,把重庆建设成“生态系统稳定、林业产业发达、生态文化丰富、人居环境优良”的现代生态城市。从2008年9月启动至2009年底,在一年多时间内,“森林重庆”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初步显现出来,形成了城市森林建设的“重庆模式”,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比较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建设“森林重庆”的政治经济背景,“森林重庆”在“五个重庆”中的地位及其与城市森林的关系；划分我国城市森林建设模式的标准,国内城市森林建设模式的分类；城市森林建设的“重庆模式”及其构成要素；基于“重庆模式”的中国城市森林建设模式；“森林重庆”建设产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重庆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改进建议等。主要结论如下：(1)“森林重庆”建设是在中央对重庆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的背景下提出的,“森林重庆”在“五个重庆”中占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2)“森林重庆”在本质上属于城市森林的范畴,但突破了城市的界限,把广大的农村地区包括进来,拓展了城市森林的范围,丰富了城市森林的内涵,创新了城市森林建设的实践。(3)可以用3个标准,对国内城市森林建设的模式进行分类。以建设城市森林的定位为标准,可以划分为提升城市品位主导型、改善生态环境主导型、治理生态环境主导型、发展林产业主导型4种模式；以建设城市森林的运作机制为标准,可以归纳出成都模式、杭州模式、重庆模式、宝鸡模式等；以建设城市森林的布局为标准,可以划分为辐射型、网络型、组团型、随机型和复合型5种模式。(4)“森林重庆”建设创造了城市森林建设的“重庆模式”。“重庆模式”包括7个要素,即党委政府强势推动、纳入改革发展全局部署、实行城乡统筹、实行大项目大投入、生态建设与产业建设结合、推动全民参与、实行全方位开放。(5)“重庆模式”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下,由党委、政府强势主导的一种城市森林建设模式,本质上是建设城市森林的一种运行机制。“重庆模式”能够保障城市森林建设迅速取得实效,体现了权威、效率、创新、开放的特点,符合国情、市情,是国内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一种城市森林建设模式。(6)从运行机制看,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森林建设模式应该是一种“四力”模式,即领导力、决策力、执行力和保障力模式。(7)“森林重庆”建设将产生巨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方面,截至2009年12月,“森林重庆”建设完成的53.2万hm2森林的生态效益价值832.22亿元,到2017年,“森林重庆”建设的生态效益价值将达2316.37亿元；经济效益方面,到2017年,“森林重庆”建设蓄积木材的价值为1671.47亿元,同时,在推动重庆经济复苏、促进农民增收、助推“两翼”农户实现万元增收等方面,正在发挥重要作用；“森林重庆”建设的社会效益,主要表现为提升重庆城市形象、树立中国政府负责任大国形象、助推重庆产品冲破新的“绿色壁垒”,以及弘扬重庆生态文化等方面。(8)针对“森林重庆”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重庆模式”的6方面对策建议：1)探索建立党委政府引导的机制2)探索建立市场推动的机制3)探索建立法律和制度保障的机制4)对“森林重庆”建设及其产生的效益开展定量研究5)严格执行“国标”及相关规定6)在规划上进一步突出重庆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