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说书是普遍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音乐文化现象,本文将研究范围聚焦于山西省晋西吕梁山区与晋东南太行山区两个区域的盲人说书,从空间纬度对两个异质性的社会事实进行事实描述、对置与比较,从时间维度力图寻找各个社会事实的历史根源,以及影响异质性空间生成的时间节点、关键事件与结构性要素。一方面,通过实地调查与个案文本描写,呈现当代山西盲人说书驳杂、多声的基本面貌,分析不同个案之间所保留的历史传统与发生的当代变化,阐释其在该区域内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解释当代山西盲人说书异质性存在背后的实践逻辑与运作机制;另一方面,从历史源头追寻与考察山西盲人说书的精神资源、信仰资源与知识资源,揭示盲人群体在中国早期文明声音实践中隐含的特殊文化身份与听觉知识体系,梳理盲人说书与国家、民间之间的生成关系,勾勒盲人群体及其说书文化在历史中蜿蜒曲折的动态过程,厘清盲艺人群体所蕴含与承载的“不变”的底色,捕捉“变动”的文化表征及其背后隐藏的话语结构变动过程与原因,在辽远的过去与鲜活的当下把握盲人说书的历史品格与当代价值。文章指出:第一,“巫-瞽-乐”三者之间的关系样态是“盲瞽传声”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一方面,基于神性身份、听觉知识、奏乐传统,盲瞽从上古知识生产者转型进入中古民间社会,成为知识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巫瞽与早期巫术信仰与多神崇拜等原始宗教思维长期黏合,成为民间宗教的主要形式之一;第二,融合儒、道多种信仰基础的“三皇结社”是有效保证盲瞽神性身份与专属知识的组织制度,也是与官方、民间之间互动的“联动空间”,同时该组织作为一种师徒班设制度,为盲瞽知识与身份传统的绵延提供了保障;第三,吕梁盲人说书个案特征主要表现在对“三皇”信仰延续,“先生”与“师”身份与说神书、算卦等知识体系的延续,以及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延续,但以上结构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太行盲人说书的个案特征主要表现在“三皇”信仰与师徒班制组织断裂,说书算卦知识断裂,与民间关系“多神崇拜”宗教信仰关系的断裂,在解构旧传统基础上,建立的依附政党国家的全新秩序——盲人宣传队。这使他们在建国后顺利进入体制内,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地方社会“公家人”的身份。新世纪以来,受市场、国家、知识精英、区域历史等结构因素影响,以武乡县为代表的盲人宣传队逐渐涣散解体,以左权盲人宣传队为代表的盲人说书在知识精英的构建下,成功转型为非遗化舞台展演的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