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边缘区是“城”、“乡”过渡的重要地带,也是城市空间增长的主要区域,其用地景观与社会经济在这个区域内发生着激烈地冲突与变化,呈现出过渡性、动态性、交错性的特征,从而形成“非城非乡、似城似乡、又城又乡”特有的空间区域。新型城镇化是实现“人”的城镇化、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然而,长期以来,大都市边缘区在新型城镇化转换的过程中暴露出土地利用冲突、行政区域碎化分权、要素单向流动、地方性制度障碍、环境危机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西安大都市边缘区的城镇化特征、空间演化形态与特征属性进行归纳总结,检讨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便及时调整和重构空间发展路径,整合和优化空间规划模式,最终实现其空间有序、协调、可持续发展。论文立足于城乡规划学科,融合了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景观生态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审视大都市边缘区空间发展的研究重点和内容,把握新型城镇化价值内涵以及大都市边缘区空间划分方法、演变规律、特征属性、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基于系统性、层次性、多尺度的空间思维,并从空间规划的核心理念出发,建构新型城镇化价值内涵导向下的空间分析框架,探索符合西安地域特点的大都市边缘区空间路径及规划模式。首先,借助ArcGIS,运用“模糊识别—精准校核”多维度的大都市边缘区的划分方法识别其空间范围。从社会（人口）—经济（产业）—空间（用地变化）三个维度进行空间叠加分析,以用地形态、行政边界、约束底线等多种要素渐进式校核边界。总结指出其总体特征是由“相对独立的城市边缘区”向“组合型都市边缘区”转变。第二,运用“熵权法”综合测度大都市边缘区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总结指出其城镇化发展呈现出“人口驱动、产快于地”、“人产同步、人快于地”、“人产同步、产快于地”等多元特点,而产业、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基本处于中、高水平协调阶段向极度协调阶段进化,耦合度基本处于磨合阶段或处于与高水平耦合状态的临界值。同时,对数量、类型、区域、方向、强度这5个方面空间扩展特征以及居住、工业、商业、生态等空间的演化或分布特征进行总结。第三,基于范式转换、空间逻辑、空间过程、空间格局总结了边缘新城（区）作为西安大都市边缘区城镇化—空间演化的主体形态。在5类不同类型空间区域的划分的基础上,运用“城镇化空间属性—社会经济空间属性—空间演化类型属性”三位一体的特征属性判别方法与判别依据,明确5类型区域的综合特征属性。以此为基础,总结了从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变过程中,这5类空间区域以旧城区更新、空间转型升级、侵占农业空间等为主导发展路径,它们也存在着如土地利用冲突、行政区域碎化分权、要素单向流动、地方性制度障碍等诸多问题。第四,研究建立了“驱动力量（力）—作用要素（载体）—空间效应（结果）”的分析框架。以动态的视角,揭示了从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制度、权力、资本的演变,其中,制度作为驱动力量由制度障碍、制度失灵、制度匹配向制度创新转变,对空间发展既有正向效应又有负向效应;权力作为驱动力量向有限的地方政府、市场权力和社会公众权力主导转变,它对空间的作用体现为定位与定界、对空间的激励开发与有效建构、对空间开发的趋利布局以及对空间的自组织建构;资本作为驱动力量由政府资本向社会资本、要素资本转变,它促进了空间的消解、更新、转型。长期以来,这三种驱动力量内部类型的相互组合形成了对大都市边缘区空间发展的作用机制,并且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空间效应。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三种驱动力量内部组合关系也发生着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关系。第五,从宏观协调、中观调控、微观重构三个层面建构并阐释西安大都市边缘区的多层次、多尺度的空间发展路径。宏观层面的“协调”路径是整合分权碎化的权力空间,其本质是理顺大都市边缘区的体制机制问题。中观层面的“调控”路径是协调与重塑新型城乡空间关系,其本质促进农业现代化、以底线管控化解空间风险,重建生态文明、传承地方文化。微观层面的“重构”路径,基于不同类型空间区域的特征属性,从明晰的目标定位、产业路径、人口路径、空间路径这四个方面重构5种不同类型空间区域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其本质是实现大都市边缘区人地协调。第六,路径的空间演绎与功能结构的优化双重导向下,归纳大都市边缘区“全网络融合型”空间规划模式。借鉴空间规划的核心理念,将差异化发展路径所提出的新形态、要素在约束条件下进行空间演绎,划分出空间政策分区—主导功能分区—用途管制单元,补充完善大都市边缘区空间规划内容。同时,提炼相关法定规划与大都市边缘区相关的功能结构要素。借助ArcGIS与空间句法分析,紧扣路径演绎的空间分区,结合大都市边缘区空间体系从生态基质、功能斑块、发展廊道三个维度修正其功能结构要素,形成全网络融合型的空间规划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