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何种方法衡量生产率的发展，始终是经济学家追求的目标之一。传统的思路是劳动生产率，由此会诱导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另一方面，由于环境、资源因素在生产函数中未能体现，容易引起对环境资源的滥用。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以资源生产率代替劳动生产率的理念，但在实践上缺乏可操作的手段。主要体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简单的综合指标来表示自然资源的使用，只能在计算资源生产率时将能源、土地、水资源和重要原材料分门别类地评价。本论文以生态足迹作为自然资源要素投入的度量指标，来衡量基于生态足迹的生产率。可以预见，对当前科学发展观的普及和落实，会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然而，如何在经济增长中考虑自然资源要素并加以量化，也是一个难点。对此，国内外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通常的做法是用土地、矿藏、能源来表示自然资源的投入。然而，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如果不能找到一个综合指标来表征自然资源投入，就无法衡量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也是一个难点。因为，自然资源由于存在着概念扩展与分类的复杂性，的确存在着统一量化的困难而且在短期内很难克服。另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以“影子价格”、“绿色GDP”等概念试图绕开这个尴尬的困境。但问题终究还是存在的，问题也就意味着困难。本文认为，生态足迹是一个统一描述各种自然资源消耗的较好指标，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投入变量。因为生态足迹通过“空间互斥性”的假设使各类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具有可累加性。如此以来，生态足迹通过引入生物生产性土地概念，从而实现了对各种自然资源的统一描述。其本质是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使用程度和强度的一种度量。从这个意义上，生态足迹就可以表示为生产函数中或投入—产出中的自然资源投入要素。再有，基于生态足迹的生产率定义及其计算方法是完全符合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率定义和生产性、有效性的内涵。在西方经济学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的生产率定义是“投入与产出之比率”或“所生产的产出与所运用的资源之比率”。而本文所设计的资源生产率的定义就是自然资源要素投入(生态足迹)和产出(GDP)的比值，其目的也是衡量这种生产活动的效率和投入与产出转换的效果。所以，本文认为该方法完全符合经济学家对生产率定义的界定，也是符合生产性、有效性内涵的。而计算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的基本判断，同时也为当前经济低效率运行的外延式扩张模式提供了数据支持。文章最后指出，无论是计算结果还是对生产率定义、内涵和外延的描述，均表明基于生态足迹的生产率计算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因此，也必将大大扩展其应用的空间。和以往前人研究的成果相比，本文有以下几点进步：第一，面对经济学家无法衡量全部自然资源要素的投入的困境，本文采用可持续发展领域内的生态足迹概念，并根据其本身所特有的内涵赋予它经济学的意义，从而构建起衡量自然资源要素投入的一个综合的统一指标。是对前人研究视角的一种拓展，也是对上述困境的一种克服。就本质上来讲，生态足迹是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使用转化为能源和空间的一种度量。因而，从要素投入的角度来看这种尝试还是有很强的合理性。第二，就生态足迹概念的主流应用领域研究而言，其实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往往导致其使用领域过于狭窄，这不利于生态足迹概念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尝试把生态足迹的概念引入到经济学中来，尤其是经济增长模型中来。从而赋予它更多的经济学内涵，也是本文的一大进步。本文也预计这种对生态足迹应用范围的扩展，也必将成为未来生态足迹应用的热点研究之一。第三，计算了1978—2004年间，中国资源生产率和包括自然资源要素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一是，我国的资源生产率和国外发达国家之间确实存在差距，尤其是和Japan、Switzerland、Norway等资源利用效率较高国家之间的差距明显。二是，自然资源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80％左右，而且还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甚至个别年份出现了100％以上的比例。三是，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总体来说，1978—2004年间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较低(1.85％)，而且还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说明我国这种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严重排斥劳动、排斥就业的资源滥用倾向。既然，该方法为我国资源低效利用的现状提供了数据依据，那么本文有理由认为，一方面说明本文设计的计算资源生产率的新方法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大倡导科学发展观的大背景下，基于生态足迹的生产率将会有巨大的应用价值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