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译界提出“文化转向”理论,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成为此领域重要的研究对象。译者对文化负载词汇的处理备受关注,尤其是对文化敏感词汇的翻译关系到跨文化交流的成功与否。　　 圣经是希伯来文化的精华,包含了大量文化、历史元素,而圣经汉译体现了两种文化一希伯来文化与华夏文明碰撞与融合适应的过程。在圣经汉译过程中,出现了众多汉语版本,从早期的深、浅文理译本、官话译本至近年来的现代汉语译本。至今没有一本汉译本的影响力能超过《官话和合本》。对于原文中修辞,委婉语以及人称代词的处理,对于关键神学术语,例如“圣号”的讨论都显示了英美传教士译者在译经中对文化因素的谨慎态度,因为这关系到异质文化在中国的适应。然而,《官话和合本》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重新翻译,而是从较早官话汉译版本基础上的修订。其参考修订的版本主要为1865年“北京翻译委员会”的新约译本(the Peking Committees Version)以及1875年施约瑟的旧约译本。此外,其它汉译版本如麦都思的“委办译本”、杨格非译本等都是《官话和合本》译者进行修订的参考。本文通过研究狄考文(C.W.Mateer),富善(C.Goodrich),及鲍康宁(F.W.Baller)等主要译者的传记文献及当时翻译《官话和合本》时的记录资料,分析《官话和合本》译者的价值取向、所依照的圣经原文本、翻译流程、译本的风格特点等,横向对比1890年以前出现的四本官话译本,纵向对比《官话和合本》与杨格非官话译本的翻译原则相异点;重点举例探讨《和合本》在“北京翻译委员会”译本(新约)以及施约瑟译本(旧约)基础上的修订之处,考察其反映出的文化碰撞与适应现象。最后,本文透过对基督教与孔教文化的对比,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对圣经汉译产生的影响。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官话和合本》是圣经汉译史上的一座丰碑,具有重要的宗教、文化、历史意义。其英美传教士译者极力忠实原文,又充分把握中国读者的文化传统、背景,同时创造出一些汉语中没有的宗教神学关键术语的对译,采取抽象术语的直译、加注,加旁点、增补等翻译手法,使得原本是对己存圣经汉译本的修订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创新。《官话和合本》的成功翻译体现了异质文化在中国社会的适应,译本得到中国目标读者的认可,同时也为圣经汉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